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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方孔钱币

2022-05-19

中亚方孔钱币,是公元3世纪上半叶至10世纪之间在中亚所铸造的地方货币,这些货币与从东亚输入来的或在中亚发行的货币不同,都是以异文或异、汉文并用作为钱文,采用中国圆形方孔钱币样式,不以通流于中、西亚等西方圆形无孔钱币作为币形。

圜钱

中国是使用金属货币最早的国家,在商朝遗址中已有铜贝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刀、布、蚁鼻钱等多种多样铜币形状问世。

圜钱最初在魏国出现,目前以魏武侯(前395年—前370年在位)所铸造的共、垣字圜形圆孔铜币为最早。 圜钱具有很好的使用功能,它的造型简洁,形状统一,绳索一串又便于数数和携带,手感宜人,因此在战国七国之中除了韩国和楚国,在赵、秦、齐、燕各国都普遍铸引了圜钱,西周、东周周王畿在灭亡前夕也铸过圜钱。早期的圜钱钱文均为地名,如垣(今山西垣曲东南)、共(今河南辉县)为魏邑,直到商鞅变法后秦国于前336年开始铸币和「一两」的问世钱面才不铸地名,而以重量作为面文,秦国货币以两、甾为单位。圆形方孔钱在秦国引入魏国的圜钱不久后形成,即秦「半两」,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的前306年M50战国墓出土的7枚半两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半两标本。 近年,在甘肃陇南文县铁炉沟还出土了罕见铁质半两。这种方孔钱在秦国的东征下,也为齐、燕末年采用并铸成货币替代刀币使用。秦统一天下后,实行货币一致性,以半两作为当时的国家铜币,废除之前各种各样的铜币形状,此后直到1909年「宣统通宝」的问世,中国以方孔作为币形的铜币未有改变 。

中亚钱币

中亚所出土的地方方孔圆钱主要受两种中国货币所影响,即汉武帝于前118年开铸的「五铢」和唐高祖于621年开铸的「开元通宝」 。

秦统一中国后,货币统一于秦半两,从此方孔圆形成了中国铜钱的固定样式。而由于秦钱沉重,难用携带不便,1枚重量为12铢或约7克。因此,改铸小钱从吕后摄政时期的「五分」半两钱至前118年汉武帝时期70多年间,先后9次改铸调整铜币的法定重量,最后才由中央政府垄断铸币权,发行五铢钱,铜币得以稳定下来。因五铢钱大小轻重适宜,深受欢迎,所以作为主导的铜币形式一直延用至唐朝,历时739年,这一阶段属五铢钱制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少量以年号作为钱文的铜币,以贯和文作为计值单位也在这时出现  。

唐高祖建国不久后,在621年废止使用长达739年之久的以重量命名的五铢钱,始铸开元通宝,「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通宝」意为通行宝货,规定每10文重1两,实行制钱制度。宣告了自秦以来铢、两货币体系的终结,从此重量单位两以下不用铢,改作文;钱文脱离了重量的束缚,反映了钱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人们货币即财富观念。此后中国铜币改称「通宝」、「重宝」或「元宝」等,直至清末的「宣统通宝」,历时1290年,这一阶段属宝文钱制时期,宝文钱影响极为深远,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家所铸的地方铜币均以宝文钱命名,是中国历史上行用时间最久、最成功的铜币  。

中国货币与西方货币各有鲜明的特点。西方圆钱最早出现在前600年吕底亚(今土耳其西部),用来铸造这些钱币的金属是一种金银合金或称电金。从币材上看,西方多用贵金属,即金银,中国则多用铜并混有铁、铅、锡等,是一种信用货币。从造型看,中国以圆形方孔为币形,西方钱币则圆形无孔。从在币面看,中国货币以文字或记号标明货币的重量,或为皇帝的年号等等,西方货币则喜用人物、禽兽、花木等图形,并时常以统治者的姓名来铭文 。西方早期币面人物为神像,王像出现在钱币上始于前332年亚历山大时期。据《史记》上张骞记述“安息以银为钱币,钱币铸称象国王容貌的样子,国王死去,就改换钱币,这是因为要模仿国王的面貌”。 中国最早的帝王头像银币为1902年铸造的「四川卢比」,该银币正面图案是光绪皇帝,主要为了抵制大英帝国印度卢布在川西、西藏等地的通流。然而在此之前,在中国史籍上被称为「西域」的国家也曾铸造过自己的中国币形铜币 。

龟兹

「龟兹五铢」或称「汉龟二体」钱,为龟兹王室白氏开铸的方孔铜币,铸行于3世纪上半叶至7世纪初。 公元91年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而另立曾在洛阳作侍子的白霸为国王,东汉遂任命班超为都护,并将西域都护府设在龟兹。「白」 字有说为印度文献《摩诃婆罗多》中一个勇敢善战的英雄阿周那(义为白)的意译。唐朝初期,龟兹国王苏伐勃驶和其次子诃黎布失毕两人名字的共同组成部分,其音译也为白。在840年回鹘西迁至新疆以前,龟兹王室姓均姓白,后龟兹一地被回鹘人所占据才被阿尔泰化,故宋代史籍上的龟兹传,开头即点明龟兹本回鹘别种 。

从西汉开始内地的五铢钱便流入新疆,如库车县苏巴什遗址出土的东汉五铢。龟兹五铢是仿照魏晋至南北朝的五铢钱制成的地方钱币。 它与在丝路南道的古于阗国于2世纪通流的「和田马钱」或「田汉二体」钱不同,和田马钱与贵霜王朝的希腊文和佉卢文钱币相差无几,只是希腊文为汉文所取代,其币形为圆形无孔,币面上为马和骆驼图案及佉卢文国王的姓名,但用汉文记写铢的重量  。龟兹五铢以红铜为主,也有黄铜制,圆形方孔,浇铸,广串,薄肉,皆有内外廓和狭缘,龟兹文和汉文合璧,龟兹文源于梵文,随佛教东渐而来。 1920年以来英、法、德、日、俄等国的探险队在新疆发掘过,1986年发掘数量最多,共计10,000余枚。分为三种不同的版式,即正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正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光背;正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数量多,为双范合铸。 汉文为汉篆五铢的字样,龟兹文为重量单位,其另一龟兹文是数词,1铢等于10个 。

早期的龟兹五铢深受曹魏五铢的影响,可以说是仿曹魏五铢而铸,特点在汉文“五”宽肥,“铢”是直头“金”;外郭压一点钱文;广穿,面无内郭,面无内郭的龟兹五铢要早于有内郭者。曹魏五铢为魏明帝于227年开铸,是龟兹五株通流的上限时间。 龟兹五铢通流的下限时间在621年唐朝废止五铢钱制后不久,尤其在640年平定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此外,龟兹还铸造过「无文小铜钱」,无轮廓、无文字、钱体轻小,外缘不规整,铸工窳劣,在新疆各地都有出土,遗址中同时伴有钱范。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出土于两汉时期遗址或墓葬的小铜钱,通流时间为两晋历南北朝而终及隋唐 。

粟特

粟特为中亚河中地区商贾民族,亦称昭武九姓,粟特铜币铸行于6世纪至8世纪中叶,但大部分出现于7世纪初以后,6世纪以前均为圆形无孔钱币。康国都城位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是粟特城邦国家的中心,王族对诸国也有宗主关系,具有政治优势地位。从北周至公元751年唐朝与阿拉伯怛罗斯之战以前,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及以东地区,即粟特地区,始终深受中国内地的影响 。

粟特钱币为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和研究,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Panjakent和撒马尔罕州Afrasiyab等遗址都有出土。在学术上以地区分四型的特点归类,即东、西、南粟特和布哈拉钱币,康国属东粟特币的范围。 对方孔圆钱研究上则以康国王室所铸造的钱币为代表。粟特铜币分为两型,一汉粟二体钱,正面为汉文开元通宝,背面为粟特文、族徽或素背;二发现量最多,正面为粟特王徽、族标,背面为粟特文的王名、称号,学者以不同的粟特文和徽记分辨属哪位王铸币。  据铜币铭文,康国王或称粟特王的铸币者可与汉史籍对上音韵的有8人,从隋末唐初的世失毕和屈术支,至咄曷王最后朝贡的记录754年止,即世失毕—屈术支—拂呼缦—笃婆钵提—泥涅师师—突昏—乌勒伽—咄曷,除此8个人外,其余康国王的名字尚不知道。据喀喇王朝学者奈赛斐(1068年—1142年)所著《撒马汗学人传》,阿拉伯人征服下产生的撒马尔罕王朝至少有13个国王 。

钱币正面为常见的左右形纹饰和形纹饰,而一些上下则是形纹饰和形纹饰,后二者意义不明,形纹饰据说为撒马尔罕的粟特王族族徽,形纹饰是大夏地方强大氏族的族徽。有学者据对561年开铸的「北周布泉」(王莽币)和早期的粟特铜币进行比较,认为币正面上的王徽、族标原形为悬针篆(布泉)字形,因为粟特工匠在仿造过程中不识字体,币文越来越走向图案化、艺术化才逐渐形成后来的图纹,在撒马尔罕也出土过北周布泉 。

突骑施

突骑施,原为西突厥十姓之一,突骑施钱铸行于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突厥前汗国并无钱币,钱币仅在其属国人民中使用,一直到突骑施时期才开始铸币。 唐代铜币在新疆出土的数量和分布区域都远超汉代,大量铜币流入西域,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突骑施汗国对唐代铜币的仿铸。 而七河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又处于丝绸之路中段,因此作为经济交流中介手段的钱币,对突骑施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

突骑施钱铭文是粟特文,背文符各异,形制仿制唐开元通宝,方孔圆形,材质精良,铸造规整,是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不仅如此 ,据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有关突骑施的文书,突骑施人还接受了唐代铜钱以贯和文为计值单位的货币量值方式。突骑施铜币最早被沙皇和德国考察队于1911年首次发现,后为两国语言学家和突厥学家研究,在七河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Ak Beshim(古碎叶城)和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塔拉兹等地都有出土,在中国境内也有零星发现。突骑施钱颇为罕见,1953年苏联考古学家在Ak Beshim仅发掘到57枚,在此前后,其地地方陆续收集到39枚。 学者对钱面的粟特文「突骑施可汗」译意无异议,其余的词组存有不同意见,一般译读为「神圣的突骑施可汗之钱」。背面的符标,也称作弓月纹或蛇形花纹,据说为突骑施黑姓部落的族徽,也有认为是古突厥文的变体。一些制作突骑施钱的工匠,巧妙地把形纹的下部设计在钱币内穿的外缘上,使之浑然一体;由于受圆形外廓的限制,其上部变成弧形,形似弓月 。

突骑施钱铸行时间的上下限,贯穿于突骑施由兴起至衰亡的历史。有学者将突骑施钱概括总结为五型和三个铸行阶段,一型钱面铸有「突骑施可汗」铭文,钱背形符标,属苏禄时期,通流于716年至738年,发现量多,分布广泛;二、三型钱面铭文一致,背面符标、铭文各异,是苏禄被莫贺达干杀后,黄、黑两姓围绕汗位继承间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时期,反映了当时混乱局面;四、五型分别属黄姓首领娑葛与其父乌质勒突骑施钱,背面无形纹,四型背文有「托克马克王公」和「我来自十箭部族,的族徽下」,托克马克指碎叶,形纹一说为「帝」字的变形。也有学者认为突骑施钱是碎叶土著粟特工匠所铸造 ,铸行时间始于苏禄时期,结束于739年唐朝平定突骑施内乱之时 。

回鹘

回鹘钱是自匈奴、柔然、突厥等以来,漠北立国者最早铸造钱币的实例。币形仿开元通宝铸造,方孔圆形,钱文为回鹘文。回鹘最初在漠北掀起,840年遭黠戛斯人所破开始西迁,西迁的回鹘人,以西州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汗国,称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西州在唐代是东西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地区,深受内地货币文化影响,当地的市价以铜钱来计算。唐代铜钱具有在藩城流通和充当国际货币的职能,粟特与突骑施仿开元通宝的发行与流通,形制与唐钱形制上的划一性,在说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巨大影响的同时,也证明了市场、贸易和交易在其中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

目前所知的回鹘铜币主要有三类,一为胡汉双语钱,钱面汉文顺序在解读上有「日金光月」或「日月光金」,背面是一圈胡文,一般认为是古突厥文的草体,铸币者始于保义可汗(821年卒);二为双面回鹘文钱,面文一般译意为「阙·毗伽·卜古·回鹘天可汗」,背文为「奉王命颁行」,铸币者存有不同说法,有牟羽可汗(779年卒)、怀信可汗(805年卒)或西州回鹘可汗之说;三是单面回鹘文钱,面文一般译意为「奉亦都护之圣命准予通行」,无背文,铸币者有西州回鹘可汗或亦都护之说。大抵上回鹘铸币时间最晚不迟于10世纪中叶,最早在9世纪初 。

回鹘钱的铸造量不清楚,据《册府元龟》记述「回鹘钱」在831年的发行量就有1,1400贯之多,有学者认为这里指的是唐钱,不是回鹘自铸的铜币。有关日金光月钱的背文,据研究,单词含义是「太阳·金星·光明·月亮·铜钱」,除了突厥词光明,其余为婆罗钵语、梵文和粟特语借词,学者一般认为与摩尼教七曜历有关,因为尊崇七星是摩尼教的一大特点。 日金光月钱颇为罕见,2007年美国和蒙古国联合考古队在哈拉和林城遗址发掘出20多枚。双面回鹘文、单面回鹘文钱一般认为是西州回鹘铸行的钱币,虽双面回鹘文钱铸币者有争议。西州回鹘称可汗的时间为866年  ,一直到981年仍称可汗,随后改称亦都护,因此,亦都护主要为西州回鹘第二阶段统治者使用的称号,1209年西州回鹘国号改称畏兀儿 。

币面符号

自秦「半两」钱问世(前306年)以来,中国铜钱币上就有星、月、四决纹、四出纹等记号,也是古钱形制特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铸星始于秦「半两」钱;铸月形、四决纹从西汉五铢钱(前118年)开始,星、月一直到明末「崇祯通宝」(1628年)上还有,四决纹似乎未出东汉,汉明帝至汉灵帝(57年—189年)东汉五铢钱有月纹,此时还有卍纹,但不多见;铸四出纹从东汉五铢钱(40年)开始,隋五铢(581年)以后已不具有四出纹。汉武帝(前140年—前87年)五铢钱面开始铸上、下半星,至王莽币(7年—23年)止,西汉五铢有面四决纹,至王莽币止,从至今钱币出土上看,东汉时已无此制;背四决纹开始于王莽时的「大泉五十」,西汉尚无此制。钱币上铸星、月等记号,是当时人有意的制作。这些记号在各朝的「五铢」钱上表现得最多样 。

唐代「开元通宝」背上多铸有仰月纹,也有罕见的孕星、多星、祥云纹等,自中唐始大部分都铸有月纹。对于月纹来源的著述最早见于唐代学者郑虔著的《会粹》, 此后常见于各朝钱币,特点是纹识更大更标准。此外,粟特铜币极少数铸币上有类似「开元通宝」的仰月纹,后期则有☪新月纹出现。新月纹最早与伊斯兰教并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5世纪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破君士坦丁堡以后,才从拜占庭引入作为旗帜,此后才渐渐成为伊斯兰教代表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