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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轶事:因状元姓名犯忌而被朱棣取消了成绩

2022-05-19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影响,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比如,深深渗透到中国人思想和血液中的状元文化就是一例。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现代高考制度和过去的科举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文化的血脉是无法割断的,延续过1300多年之久的科举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都无法回避。

“状元”一词

始于唐代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停止了一段,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秦以前的商周时代主要是贵族世袭制。战国时诸侯纷争,得人才者昌,出现过下级士族及庶民大量登上政治舞台的现象。两汉时代主要行“察举制”,就是定期由郡国长官听取“乡举里选”的意见,考察辖区内的人才,荐举给中央去做官。魏晋南北朝时,察举演化成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大权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门世族手中,以致弊端丛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非常有害于人才发展的局面。

隋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渐废,开始试验由中央设科目,地方举人才,经考试后入仕的作法,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端。又因为隋炀帝喜文学,他始设的“进士科”后来成了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一科。

整个隋朝大约只考四五次,开头考取的叫秀才,后来考取的才叫进士,总共只有秀才进士12人。

唐代“选士多因隋制”,初期科目之名繁多,据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统计,“见于史者凡50余科”,是名副其实的“设科取士”、“分科举人”。武则天以后,每年常规考选的科目,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后,只留下了进士一科,元、明、清相沿不变。虽不是“分科举士”了,但“科举”这个称谓却一直沿用下来。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朝廷开办贡举,考取进士四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唐代的状元还不像后世那样受人艳羡。唐代状元并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两《唐书》里有传的状元,如王维、柳公权、李固言,只称“中进士第”,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而且,唐代考中状元也和其他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试才能入仕做官。

唐代状元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这和当时的考试与录取方式等很有关系。状元既不是像宋代那样由皇帝经殿试“钦点”,也不是全凭考场上的答卷定名次,通常是由考官决定。而考官受人请托和接受推荐,取谁为状元都属正常现象。

“关节状元”受尽嘲讽

明正德六年,四川新都人杨慎考中状元,他父亲杨廷和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杨慎是现任宰相之子中状元的第一例。虽也曾引起一些窃窃私语,如有人说,殿试首席读卷官、内阁首辅李东阳先把策题告诉了杨慎,杨慎才“所对独详”,但杨慎的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素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即使到嘉靖初年杨慎父子以“议大礼”而获罪,政敌们也并不纠缠此事。后来杨慎最终成为明代成就最为突出的大学者,就更堵死了所有非议者的口。

但是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中了状元,引起的议论可就纷繁复杂,导致的后果更是非常严重的了。

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宰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张居正,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结局必定是悲剧。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不久明神宗就削夺他的一切封赠,随即抄家。

万历四年(1576)乡试,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嗣修、张懋修考中举人。这并不算稀奇,到此为止人们也不会说什么。然而到万历五年会试,张嗣修一甲二名考中榜眼。人们虽不敢明言,但怀疑的目光、私下的议论就难免了。更令人惊愕的是万历八年会试,张懋修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更让许多人心生不满。直言敢谏的御史魏允贞上疏,认为“辅史子弟不应中式”,立即遭遇贬黜。张居正位高权重,他认可了的事,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可是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懋修、张嗣修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张懋修的状元策是他人代作的。结果张氏兄弟的功名虽然没有被明令革除,但他们都以父罪而“谪戎”,命运也很悲惨。反对张居正的人更给张懋修加上了“关节状元”以至更难听的“野鸟为鸾”的恶名,很难洗刷清楚了。张居正死时,他的第五个儿子尚幼,有人作诗嘲讽:“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

有了这样的先例,以致后来万历二十年前后的首辅沈一贯,为了避嫌,竟让本来很有才华的儿子沈泰鸿放弃科考。沈泰鸿对此不能理解,结果父子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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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外因素”不可忽视

在状元录取中,除了权势因素的影响外,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姓名、相貌等,有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科举时代,有时因一个名字,竟关乎得失,系于祸福。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曰恭。当大臣们把写好的名单呈明成祖朱棣过目的时候,朱棣一看就连连说,不行不行,孙暴怎能做状元。古人直行书写,曰与恭连起来看,看着就像个暴字。最后按皇上的意思,将第三名的邢宽点为状元。朱棣为什么忌讳这个暴字而推崇宽字?这有很深的心理因素。因为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本来没有资格做皇帝,是通过阴谋和武力而夺取皇位的,因为害怕别人说他残暴,所以对暴字有特殊的敏感。他力图在晚年树立一个宽厚仁慈的形象,邢宽因此得了便宜。因为朱棣认为,邢宽这个名字隐含着“刑政宽和”的意思。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这一年的殿试中,主考官们发现应试举人中有个叫王寿彭的,寿彭是寿比彭祖的意思,彭祖是传说中的老寿星,活了800多岁。为讨慈禧欢心,考官们决定拟王寿彭为第一名,呈太后审定。果然慈禧见了这个名字很喜欢,很顺利就钦点他为状元。

也有投机取巧、临时改名的。当咸丰皇帝即位时,有位应试的孙姓举人立即悄悄改名为“孙庆咸”。开科后,虽然他的文章平平,但考官看见这个名字好,为博新主子欢心,遂将他取为会试第一名。

名字取得好不好很重要,相貌长得帅不帅关键时刻也会成为决定因素。洪武四年(1371),明朝举行开国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本来拟定郭冲为状元,可是朱元璋觉得此人貌不惊人,不足以显示大明帝国的新兴气象,于是将气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吴伯宗点为状元,“以壮国威”。

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试,原定浙江人丰熙为第一名,但因为丰熙一只脚有毛病,就改选广东南海相貌不俗的伦文叙为状元。但丰熙的对策写得很出色,皇帝十分赞赏,就定他为一甲第二名,却赐同状元及第,作为安慰。丰熙成为戴状元冠的副状元,千古仅此一例。

宋朝状元最为“拉风”

唐代科举,考试和录取透明度都很大,所谓通关节,是指在考前就和主考官约定,用不着在考场内、答卷上或在阅卷时作弊,虽不正大光明,却也不违法。

自宋太祖禁止公荐,科考逐步过渡到以答卷定弃取。宋真宗时,建立起相当完备的考试规则,试卷糊名弥封,不论主考官出于什么动机——受请托、受贿或是爱才,要想预定录取谁,都不能公开进行了,完全凭考场上的答卷来定录取与否。

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视科举,宋太祖亲自行殿试,由皇帝定状元。殿试的定制,使皇帝成为座主,他选定的第一名门生当然重要。宋太宗曾亲自写诗赐与吕蒙正、胡旦、陈尧叟等状元。状元及第,立即授予很优的官职,并且升迁很快。北宋状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而政绩为史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

宋代朝廷竭力给予新科进士各种荣耀。新进士录取后,皇帝亲自一一接见并赐宴(如闻喜宴、琼林宴等);诏令宫中卫士为状元清道开路,前呼后拥,公卿以下无不驻足观望,连皇帝也行注目礼。其情景之壮观,就是出外领兵打仗、奏凯还师的将军回京,场面也不及此。

宋代科举,起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治平三年(1066)英宗正式规定,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并成为定制,为历代所遵循。

北宋殿试前三名均称“状元”;南宋时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并为后代所沿用。状元一词的来历前面已经说明过,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称榜眼。探花则源于唐朝杏园的探花宴选少年俊秀者为探花郎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