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加坡抗日爱国僧人

上世纪80年代修复的新加坡莲山双林寺。资料图片

曾鉊华（右）与老机工吴惠民（中）和谢章农在海南合影。曾鉊华供图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大地呜咽，海内外华人奋起抗战。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位于新加坡大巴窑的莲山双林寺曾经出了一位爱国抗日僧人，他在战前大力支持星华筹振会和南洋华侨机工的活动，后来和两名徒弟在新加坡樟宜海边不幸遭日军杀害。这位爱国抗日僧人就是莲山双林寺第10任住持普亮法师。新加坡人类学研究者曾鉊华花了4年时间，奔走于厦门、海南、昆明以及英国和马来西亚，把70年前的这一段抗战悲壮史清晰地重现在世人面前。今天住在新加坡莲山双林寺周围的居民，大概想不到，他们所生活的地区，70年前是训练南洋华侨机工（简称南侨机工）的所在地。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日军还未攻占新加坡，但抗日战争已爆发，南洋一带的热血青年为了帮助中国对抗日本，特地到滇缅公路上去当机工，开大卡车从缅甸输送物资到云南。 “南侨机工”指的是在1939年前后，从南洋回返中国，负责在滇缅公路上驾驶和修理大卡车的义务工作者。位于大巴窑的双林寺，曾经是招募和训练机工的大本营。 当时的双林寺住持普亮法师，非常支持以华人企业家陈嘉庚为首的星华筹赈会。普亮法师曾在1939年5月28日的卫塞节（东南亚国家最神圣的佛教节日），在双林寺设斋筵为星华筹赈会募款。滇缅公路在1939年1月10日通车后，成为“抗战”期间运输补给物资到中国的重要通道。当宋子良（宋庆龄之弟）要求星华筹赈会提供机工时，陈嘉庚开始在怡和轩（新加坡华人社团）招募第一批机工。陈嘉庚发现很多人想当机工，但他们没有驾驶或维修技术。于是，陈嘉庚决定在双林寺后面设立一个机工训练中心，并让受训机工入住寺内。 普亮法师因这件事成为日军追杀对象。1942年2月，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展开肃清行动，普亮法师及其两名出家弟子很快便被日军带走，从此下落不明。 到海南听老机工忆述受训新加坡人类学研究者曾鉊华着手探寻这段历史，始于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8月22日一篇题为《南洋壮士悲欢岁月，南侨机工纪念参加抗战60周年》的报道。该报道的作者在文中引述了一位老机工吴惠民的话：“我当年是在双林寺报名当机工的。”这篇报道引起了喜欢研究历史的曾鉊华的注意，他希望能找到吴惠民，揭开这段已模糊的历史。曾鉊华先与厦门华侨博物馆联系，对方介绍他去找昆明机工联谊会。幸运的是，昆明机工联谊会竟然真有吴惠民的联系方式。曾鉊华于2005年7月13日通过电话联络到吴惠民，两天后到海南和对方见面。吴惠民带了另一名老机工谢章农来见曾鉊华。曾鉊华通过两名老机工的回忆，终于确定了双林寺机工训练中心的存在，并进一步了解了机工们当时受训的情况，例如：训练课程为期3周，受训期间一直住在双林寺内。受训完毕出发到滇缅公路前，机工们先在新加坡同济医院集合，再到丹戎巴葛码头上船。史料记载，南侨机工总共15批，总数约3200人，其中9批是从新加坡出发的。英国战俘女儿证实三僧被杀害从海南回到新加坡后，曾鉊华接着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及历史档案馆翻阅大量资料。他查到日军攻占新加坡时，当时部署在双林寺一带的英军属于第18师的53旅。曾鉊华后来联络上其中一名英军的女儿珍妮特·汉密尔顿（janet hamilton jacobs），并在2006年农历新年飞到英国剑桥郡访问珍妮特。当时，她无意间提到父亲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 wadge）在新加坡当战俘时，曾在樟宜海边目睹3名僧人被日军处死的一幕。普亮法师及其两名徒弟从双林寺被日军带走后，从此杳无音讯。双林寺当时曾派人四处打听和寻找，却没有结果。 很多非常清楚这段历史的华人都认为，普亮法师及其两名徒弟是在肃清时遭日军杀害的，却没有实证。约翰·汉密尔顿告诉女儿的那一幕于是成了重要证据。这是因为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除了双林寺3名僧人外，并没有其他出家人遭杀害。 和普亮法师一起遇难的两名僧人，一名是布参法师，另一名身份不详。新加坡中华佛教会珍藏普亮法师资料普亮法师遇害的经过越来越清晰，可是曾鉊华却完全不知道这位俗姓萧、祖籍福建惠安、来自福州西禅寺的出家人长什么样。 普亮法师1912年便来到新加坡，1917年当上双林寺住持，遇害前他也是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会长，以他这样的身份，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遗照。当然，他被日军带走时，与他有关的资料、照片被毁或被藏起来是可能的。曾鉊华找了很久，没有结果。 双林寺复原委员会秘书曾汝銮曾提供一张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旧明信片，一名年轻住持站在双林寺天王殿前，但没有人能确定他是否就是普亮法师。 2007年初，曾鉊华经过中华佛教会的大门时，想起普亮法师从1937年到遇害前，一直都是这个组织的会长，于是决定敲门试试运气，就这样认识了中华佛教会执行秘书纪传盛。 说来很巧，纪传盛从2000年便着手整理佛教会历史，准备在2002年出版《发缘》以纪念中华佛教会成立75周年，后因大悲院住持法坤法师圆寂而延后。《发缘》直到中华佛教会成立80周年才出版。 纪传盛拿出佛教会所珍藏的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太虚大师1940年3月27日第3次访新时，在天福宫与本地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合影。根据记载，当时任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会长的普亮法师，曾经和副会长黄福美在龙山寺设宴欢迎太虚大师一行。纪传盛和曾鉊华开始猜测坐在太虚大师旁边的僧人中是否有普亮法师。神秘老人揭开普亮法师相貌之谜到这个时候，曾鉊华和纪传盛手上虽有两张相隔20年的照片，但还是无法确定照片上的人是不是普亮法师。曾鉊华绞尽脑汁，甚至找新加坡国大电脑系一位学者想办法。对方愿意帮他，但前提条件是，他必须找200人，每人提供两张个人照，一张是20岁时的，一张是50岁时的，通过电脑比照，才能判断曾鉊华手上的这两张照片是不是同一个人。这办法太麻烦了，但曾鉊华还真想一试，只是要找齐手头有这样两张照片的200人，谈何容易？ 幸好不久之后，也就是2008年，曾鉊华终于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名曾经见过普亮法师的老人家。老人家起初不愿受访，经他再三央求，终于拿出珍藏多年的两张普亮法师的照片，一张是法师年轻时的个人照片，另一张是团体照。第二天，曾鉊华把佛教会的旧照片拿去给老人家辨认，终于证明原先的猜测是对的：坐在太虚大师右边第3个位置的，就是普亮法师，至于明信片里的人，应该不是他。年轻时见过普亮法师的老人家，愿意把照片借给曾鉊华用，但不愿公开身份。无论如何，曾鉊华终于找到了3张普亮法师的照片，一张是中华佛教会珍藏的，另两张则由一位老人家提供。曾鉊华终于可以图文并茂地讲述这段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