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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好心办了坏事的历史悲剧 王安石变法

2022-05-19

中国变法史上,王安石变法一直争议很大。900多年来,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王安石变法,是一片好心办了一场坏事。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此时大宋王朝已经建立100多年,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积贫积弱。

年轻的宋神宗励精图治,渴望重振大宋国威,消除内忧外患,于是起用学识渊博的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时代就跃跃欲试,这次君臣一拍即合,接连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什么募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

这些新法的推出,无一不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打击地主豪强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兼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在不增加税赋的情况下,实现富国强兵。

但是新法的推出,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何许人也?

那可是砸缸救人的小英雄,家喻户晓,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小时候聪明灵光的司马光,长大后变成阻碍变法的糊涂虫了呢?

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也就是说,肉烂在锅里,锅里就那么多肉,公家拿得多了,老百姓拿得就少了。

他指责王安石与民争利。

实际情况如何呢?

募役法是指把原来的轮流服差役改为交钱代替,避免因服役耽误农活。

这本来只是针对乡村上等户的,结果执行过程中一刀切,连乡村下等户也要交钱,有的交了钱,仍然免不了服差役。

青苗法是指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加上一定利息偿还,解决农民暂时的困难,同时打击一些放高利贷的乡村大户。

结果执行过程中又走样了,农户不管需要不需要,一律贷款,加上贪官污吏的层层加码,利息比高利贷还高,有的农民还不起本息,还得去借高利贷。

其他的新法也是大抵如此。

由于新法并不是建立在扩大生产的基础上,而是对社会财富的乾坤大转移,从民间流向官府,结果不仅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反而使农民的负担加重了。

这就不仅招来司马光等官僚的坚决反对,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是怨声载道。

但是,王安石有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而且政绩斐然,新法的推行,只不过是把他的地方经验推而广之,按比例放大而已。

他以为自己开卡丁车开得得心应手,开F1赛车也一定能够驾轻就熟。

抱着这种绝对自信,再加上宋神宗的强硬支持,王安石根本不把保守派的批评当回事。

每当有保守派批评他,他便亮出三面挡箭牌:“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还搬出盘庚迁都的历史进行反驳。

保守派辩论不过他,送了个外号叫他“拗相公”。

为了扫除变法障碍,王安石严厉打击反对变法的官员,不是贬官,就是下大狱。

苏轼就是因为写诗对变法说了几句风凉话,结果既遭贬官,又蹲大牢,还差点丢了性命。

而对那些赞成变法的人,王安石则火速提拔。于是他的身边聚集了吕惠卿、章惇等一大批小人,他们表面上赞成变法,实则投机取巧,升官发财。

他们报喜不报忧,专捡王安石愿意听的讲,因而屡获升迁。

王安石偏听偏信,一意孤行,全然不顾民意和变法出现偏差造成的负面影响,终于导致国富民穷,民怨沸腾。

他亲手提拔的城门官将自己目睹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绘成《流民图》,秘密呈送给皇帝,并附奏疏要求停止新法。

开封府东明县的老百姓进京上访,围住王安石府闹事。

这种局面当然不是宋神宗愿意看到的,于是不得不叫停部分新法,王安石也只好托病辞职。

在离京赴江宁知府任上,为了不惊动沿途官府迎送,王安石微服私行,结果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全是对他的攻击和谩骂。

有的贫苦农妇为了发泄对他的怨恨,把自家养的猪和鸡唤作“王安石”和“拗相公”。

甚至有老百姓拿着棍棒等候在驿站,准备等王安石经过时“打杀了他,分而啖之”。

王安石到了江宁府上,悔恨交加,忧愤而死。

令人不解的是,一个连作诗到底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好,还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好,都要仔细推敲斟酌的人。

怎么在变法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却是如此草率。

王安石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不坐轿,不纳妾,生活朴实节俭,清正廉洁。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判断一场改革的好坏,不能单凭发起者的主观动机,而应该看老百姓是否从中受益,享受到改革的实惠,是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平心而论,王安石推出的新法,用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是有一定科学性的,而且也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

但是新法太超前了,远远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而执拗的王安石偏不肯和时代妥协,和现实妥协,最终导致好心办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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