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荷兰人殖民统治下的台湾
若不是明郑成功从荷兰手中夺回台湾，现今的世界格局又不知道是什么样了，在那段时期，荷兰对台湾高山族原住民实行了残酷的统治，全凭借着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现代人说到荷兰这个国家，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他的足球。熟悉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荷兰足球全攻全守的足球战术，水银泻地的进攻。让世界上所有的后卫线都感到头疼。而放到十七世纪的地球上，说到荷兰，当时的欧洲人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海军。论水银泻地，全攻全守，荷兰海军带给对手的记忆，不止是头疼，更是死亡的恐惧。在那个时代，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海上马车夫。
所谓“海上马车夫”，字面意思，就是把开船开的和驾车一样轻松的，放在荷兰身上，就是全世界的海洋上，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打谁就打谁。而看他的实力，“海上马车夫”的绰号绝非浪得虚名：十七世纪的荷兰，拥有各种船只一万五千艘，水手八万多人，他的船只数量和水手总数都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战舰的总吨位，超过当时欧洲强国英国一倍多，他的商船吨位，更占当时欧洲商船总吨位总和的四分之三。
而且荷兰海军不止有数量，更有质量，在海军战斗力和军事技术上，荷兰人更极其强大。荷兰人作战所使用的巨型战舰，当时中国人称为“夹板船”，它的船体下部为双层，航行稳定，抗沉性能好。体积更是巨大，当时已经有了排水量1000吨以上的战舰，火力同样强，后来被中国称为“夹板铁船”的荷兰战舰，载炮数量多近百门，在明朝崇祯九年（公元1637年）后，荷兰人更拥有了制造排水量1500吨，载炮数超过百门的超巨型战舰的能力。在决定海战杀伤力的火炮技术上，荷兰人更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头，他们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出爆破炮弹的国家，即明末军事资料中常说的“开花弹”。这种火炮解决了中世纪火炮的最大难题---炸膛问题，可以延长火炮的轰击时间，同时其炮弹在爆炸后可以炸成弹片，提高爆炸杀伤力。明朝在与努尔哈赤争夺辽东的宁远会战中，正是以这种火炮（葡萄牙在与荷兰的作战中缴获，由明朝辗转购买）击伤努尔哈赤，扭转了当时的辽东战局。在作战素质上，荷兰人更是当时欧洲顶级，荷兰水手的吃苦耐劳，坚韧勇敢，在整个航海时代都是欧洲闻名，甚至一直被当做欧洲水手精神的标尺。按照后来曾在英荷战争中与荷兰人交手的英国将领的话说：“他们就是海洋上的蒙古人”。就像生长在马背上的蒙古骑兵，曾经在陆地上战无不胜一样，十七世纪的荷兰海军，也曾拥有相同的辉煌。
凭着这样强大的实力，在那场西方殖民运动中，荷兰人虽然起步晚，进度却极快。一路占领了东南亚等殖民地。到十七世纪的时候，已经兵临中国东南沿海。为了在中国沿海夺取一块殖民地，荷兰海军也多次不惜血本，与明朝水师大打出手。特别是爆发于1624年的澎湖争夺战，明王朝动用大小战船数千艘，兵员上万，尽管最终惨胜，却还是只能任由荷兰五百残兵突围离去。也正是这场战争，造成了一个意外的后果：丢失台湾。
澎湖血战结束后，败逃的荷兰舰队，在船长宋克的带领下，并未跑回老窝巴达维亚，相反掉转船头，在台湾西南部的一鲲身地区登陆。然后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先后修筑起赤坎城和热兰遮城俩个堡垒。借着晚明动乱四起，明王朝鞭长莫及的空隙，捡到了台湾岛这个大便宜，从而开始了他们对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
按照史书的记录，刚刚登上台湾岛的荷兰人，表现是非常友好的。和当地屯垦的汉人以及高山族同胞，也一度友好相处。就连俩个堡垒的建筑用地，也是老老实实花钱买。但荷兰人占这块地，当然不是为了发展友谊，相反却是为了发财。以荷兰最后一任驻台湾总督揆一的话说：台湾真是一头好奶牛。
既然是“奶牛”，当然就要拼命挤奶。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后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殖民掠夺这件事上，荷兰人也很有水平。做法比起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要狡诈得多。
1血腥屠戮高山族
按照西方学者杜丁里斯的说法：“荷兰人屡次要求与这个临近种族（台湾百姓）和睦相处，并为他防卫一切敌人而使他能安乐的生活。”
表面看来，这句话有一部分不是胡扯，荷兰人统治台湾，确实有很多“和谐”的时候，对高山族的部落，很贯彻西方人今天还说的“民族自决原则”。尊重各高山族部落的长老选举，给予部落自治权，还亲切关怀各部落长老的生产生活，经常亲切的嘘寒问暖，每年到赠送各种慰问品。还很关心台湾儿童的生活状况，尤其是教育问题，很懂“再穷不能穷教育。”首创性的在台湾各地设立学校，等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整个台湾岛上的荷兰学校竟有五十多座。而且在台湾岛上普遍推行“义务教育”，家家户户的台湾小孩，不但上学免费，学习好的孩子，政府还赠送衣服等礼品奖励。更狠抓治安工作，什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海盗，倭寇，谁来了就揍谁，很仗义。医疗工作也搞的好，各地广建医院，还派医生深入到田间地头甚至深山老林，为看病不方便的百姓排忧解难，施药诊治。类似的记录，不但广泛现于欧洲的各类史料。甚至在今天港澳台的各类资料中也有记录。
但如果透过表面看真相，也就不难发现，所谓“和睦相处”“防卫敌人”“快乐生活”，全是胡扯。
最直接的证据，便是荷兰人对台湾岛原住民的血腥杀戮。
在经过了早期的苦心经营后，从崇祯二年（1629年）起，荷兰人便撕破了脸面，开始了对台湾岛上各原住民部落的武力征服：这年荷兰人入侵麻豆社，反而遭到麻豆社的痛打，死伤五十多人。事发后荷兰人很恼火，但麻豆社是个大社，以荷兰人当时在台的兵力很难一下征服，荷兰人于是“杀鸡给猴看”，没去找麻豆社算账，反而大举进攻和麻豆社相邻的家遛弯，将这个相对弱小的部落的房子全部烧毁。在欺软怕硬的荷兰人眼里，麻豆社也好，家遛弯也罢，都是“土番”，杀谁都一样。
随着荷兰人殖民扩张的加剧，在台湾岛的荷兰兵人数，也直线上涨。到了到了明朝崇祯九年（1635年），荷兰人在台湾的兵力增加到了四百七十五人，人多了，荷兰人也胆大了，之后，就是长达八年的对台湾岛高山族同胞的血腥征服。先是当年被荷兰人“杀鸡儆猴”的麻豆社，被荷兰人强行烧掉了所有的房屋，大肆杀戮，外加荷兰人带来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天花病，导致当地瘟疫横行，三千多麻豆社居民，仅死于瘟疫的就有三百多人，这还是来自荷兰人的统计，显然是缩了水的。在荷兰人的重压之下，麻豆社被迫同荷兰人签订契约，宣誓效忠。
比起另一个高山族部落----小琉球岛的遭遇，麻豆社的同胞还算是幸福的。崇祯十年春（1636年），荷兰人对小琉球群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继续“杀鸡给猴看”，他们居然在当地搞起了种族屠杀。1200名小琉球群岛居民，死于战火和屠杀的有四百多人，另有一百多青壮年被荷兰人选拔出来，分批卖到东南亚做奴隶。部落的所有女人，则分配给士兵做“礼物”。整个小琉球岛几乎灭族。此举之酷烈，甚至惊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经过投票发表声名，认定这种做法“不是很妥当”。
当然，所谓“不是很妥当”，也就是随便说说，“不妥当”的事，该做还是做。比如荷兰人之所以对一些部落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和他们签订契约，建立统治，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方便可以强征他们的兵马，再去征服别的部落，既省力气，还能挑动各部落间的仇恨，可谓一举多得。从崇祯九年（1635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荷兰人用烧毁部落粮食房屋，强迫签订契约等方法，陆续征服了台南各主要高山族部落。在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志》里，只要涉及到高山族部落，满篇都是“不妥当”的事，比如在记录荷兰人对虎尾龚社的征服时，荷兰人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他们三次扫荡虎尾龚社村落的全过程，每次都是很缺德的在秋收之后动手，将该村落过冬的粮食，房屋全部烧毁，从明朝崇祯九年（1635年）至明朝崇祯十五年（1641年）连续干了三回，要的就是让这些村民在入冬时节吃不上饭，也没地方住。荷兰人在《热兰遮日志》里详细的记录了这些躲避杀戮的高山族同胞，在回村后面对惨景，集体失声痛哭的景象，然而很得意洋洋的说“他们终于明白拒绝文明开化的后果。”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冷血心肠，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2民主大会最忽悠
到明朝崇祯十六年（1642年），荷兰人赶走盘踞基隆的西班牙人，从此独霸整个台湾后，经过八年的征服，这时期荷兰人控制的高山族部落，已经有了219个，61696人，部落多了，管理起来却也麻烦多。为了方便管理，荷兰人又别出心裁，搞出了“地方集会”制度，这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担任台湾总督的卡隆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是每年在台湾的重镇赤坎城，举行由各部落头领参加的“地方集会”，分别是三月份举办的北方集会和四月举办的南方集会。会议的主题也只有一个——忽悠！忽悠高山族同胞们做顺民。
为了把忽悠进行到底，每次开会，荷兰人都煞费苦心，届时荷兰驻台湾的所有高级长官都要参加，总督还要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很高规格。更会不辞辛苦，到高山族村落里深入群众，拉着老幼妇孺的手嘘寒问暖。很亲民。另外到会的各部落首领，还将得到由荷兰驻台湾总督亲自颁发的银冠权杖，确认其部落首领地位，很隆重。
这么煞费苦心的会，自然不会只务虚，荷兰人也有务实的，每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催缴税款，宣传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谁家欠了税的，要一一通报批评，外带恐吓威胁，说点再不交税就把你咋样之类的话。顺便也要显摆一下，会议期间士兵荷枪实弹环列，领导视察的时候威风凛凛的跟在后面，以展示荷兰帝国的强大。最后总结会议中心思想，大体都是荷兰至高无上，效忠荷兰光荣啥的，每年也都不带重样的。
饶是荷兰人煞费苦心如此，可日久天长，该“忽悠大会”的尴尬事始终不断，比如有一次举行的基隆地区的大会，会议还没开，负责传达领导精神的翻译官就让人宰了，语言不通可是麻烦事，可荷兰人真能凑合，领导照常讲话，观众照常听，两边闹了个云山雾罩。更有好几次召开的南方集会，会议开了没一半，就有高山族同胞试图暗杀荷兰长官，虽说最后未遂被逮，但煞费心机的大会也给搅了。最早的时候，台湾总督去开会，还都是穿便装，带两个卫兵在身边，到后来，都要穿厚厚的铁甲，身边站一排卫兵。最让荷兰人尴尬的是，第一届地方集会的时候，到会的部落有二百多家，覆盖高山族人口高达六万，仅仅是十年后的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荷兰人控制下的高山族部落就锐减到了一百六十家，人口四万人。“锐减”的原因，一是常年的反抗，造成许多地处偏僻的部落逐渐脱离了荷兰人控制，二却是荷兰人对高山族同胞一次次残暴的大屠杀。煞费苦心的“忽悠大会”背后，是荷兰人残暴的殖民统治。
3经济压榨很贪婪
对高山族人，荷兰人“翻脸”比较快，而对台湾岛上屯垦的汉族人，荷兰人“翻脸”的速度却比较慢，毕竟荷兰人欺软怕硬，汉人更不像高山族原住民那样好欺负，荷兰人修筑的赤坎，热兰遮等城池，也都有专门供中国人居住的华人区。经济关系一直密切。
按照荷兰殖民者当时的统计，当时平均每年往返于两岸之间的船只，多达一千多艘，在两岸之间往返的汉族移民，总数也超过万人。在当时的沿海老百姓看来，去台湾垦荒，就跟农民进县城打工一样，分分钟的事情。到了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后，无休止的战火，更让大量沿海百姓抛家舍业，远奔台湾，在明清之交的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当时荷兰台湾总督欧沃德估算，台湾垦荒汉人的总数已经超过了两万，两岸汉族百姓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在这时期开始成形。
大量沿海汉民的进入，对台湾岛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早在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的时候，内地来台的垦荒汉人，就把甘蔗带到了台湾，这个后来成为台湾支柱产业的农作物，从此开始在宝岛生根。更重要的影响就是牛耕的推广，到了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时候，整个台湾岛的耕牛总数已经超过了一千头，大部分都是垦荒百姓用船从内地运来。晚明时期的台湾农业，以水稻和蔗糖为主，辅以烟草，大麻，生姜，棉花等经济作物。耕地的总田亩数也滚雪球般上升，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夜的1660年，台湾的耕地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三千公顷。昔日的蛮荒不毛之地，而今已是良田万倾，欣欣向荣的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在荷兰人眼中，却是一块流着油的肥肉。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荷兰人首先颁布法令，向岛上的汉人征收十分之一的酒税，崇祯三年（1630年）又出台了人头税，这是荷兰人控制台湾岛汉人的主要手段，最早的税赋并不高，但是按照规定，岛上的汉人，每三个月要到热兰遮城领取税单，登记户口，台湾岛的移民百姓，渐渐被纳入荷兰人的控制之下。
荷兰人对汉人压榨的变本加厉，是从崇祯八年（1635年）大规模征服高山族部落的战争开始的。随着大批高山族部落被荷兰人征服，岛上屯垦的汉人，其实也等于是被荷兰人包围了。因为高山族部落大多在山区，而汉人屯垦区却多在平原，外加荷兰人不断修筑碉堡工事，本来就失去靠山的岛上屯垦汉人，也就越发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身为“刀俎”，在宰割汉人方面，荷兰人当然是不会客气的，从崇祯八年（1635年）开始，各种针对汉人的法令就不断出台，就以最简单的走路来说，汉人经过高山族的村落，山川，都要向荷兰当局缴纳“过路费”，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荷兰人规定，汉人不能私售鹿皮，只能卖给荷兰当局，两年后又规定，汉人在热兰遮，赤坎等地区买房卖房，都要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款。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汉人买盐要交税，种植甘蔗不许私自出售，只能以低价卖给荷兰当局，以方便荷兰人制作白糖牟取暴利。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始，汉人购买糖，蜡烛，烟草，鱼，甚至过年杀猪，冬天取暖，都要按照货物交税。按照荷兰当局的人口统计，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到清朝顺治十一年（1650年），台湾本岛的汉族人口大约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但是缴纳的赋税，却增长了十五点八倍，可谓竭泽而渔。当时一位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的话说：“我们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从中国人手里拿到钱。”
“宰”的如此狠，汉人的社会地位自然低，荷兰当局于崇祯五年（1633年）出台禁令，禁止台湾岛汉人拥有武器，违者轻者坐牢，重者甚至要枪毙，荷兰驻军有敢擅自卖武器给汉人者，也一律处以死刑。甚至连外地的汉人乘船至台，登岛后第一件事也是交出武器。而荷兰人在台湾做的另一件恶劣的事，就是挑拨恶化台湾岛上汉族与高山族原住民之间的关系。
以荷兰人针对高山族部落办的“忽悠大会”来说，每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诋毁丑化汉人，每次集会上，荷兰的地方长官只要说到汉人，往往在高山族酋长面前宣传汉人是“卑鄙，懒惰，下流无耻的强盗”。长期的“丑化教育”，也加剧了高山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除了严加防范外，荷兰人更推出“种族隔离制度”，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起规定，汉人不许在高山族的聚居区建房子，更不许未经许可，擅自和高山族住民接触和贸易。他们甚至在高山族村落中悬赏，凡是抓住擅自进入高山族村落的汉人，每抓住一个，可以获得五里尔（荷兰货币）的赏钱。在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赤坎两城，更出台了“宵禁令”，晚上九点钟以后，汉人在城里没打灯笼，就不许穿过六个房屋以上的距离，违者罚款，如果是一群汉人走路，则只允许提一个灯笼，违者也罚款，而如果一个汉人提着灯笼走路，不小心走到了热兰遮城尽头的房子边，还是要罚款。如上种种，直把汉人变成二等公民。
4奴化教育最缺德
随着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中央政府的灭亡。荷兰人的另一个算盘，也逐渐运转起来：趁中国改朝换代的机会，把台湾岛变成合法的荷兰领土。
在这一点上，荷兰人的看法，绝不是痴人说梦。自古以来，要合法占有一个国家的领土，最好的机会就是趁他内乱甚至改朝换代，这就好比是一户人家兄弟打架，做邻居的假装过来看热闹，却趁机顺便摸点东西走。所以在1644年以后，荷兰人开始逐步推行强化统治的政策，除了征税，挑拨汉人和高山族内斗外，他们的另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去中国化”。
所谓的“去中国化”，就是在整个台湾岛上，传播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荷兰文明，包括荷兰的语言，文字，宗教思想，动用一切手段，强迫台湾岛上的各族同胞接受荷兰奴化教育，经过几代洗脑，让他们从心里认定自己是荷兰人，完完全全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同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做过的事情一样，荷兰人做的更早，也做的相当彻底。
荷兰人最早的奴化教育，就是宗教思想的传播，这一点，从他们登陆台湾的早期就开始了，早在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荷兰传教士康迪钮斯就曾致信东印度公司总部，要求东印度公司用立法的形式，规定台湾当地高山族部落必须信奉基督教。但是荷兰人担心此举会招来各族的反抗，因此暂未成行，此后多年，荷兰人大肆征服高山族部落的过程中，每次战役，都有随军的传教士参加，这些传教士通常都是“一专多能”的，打仗之前，主要做特务，混入各族部落中刺探情报，打仗的时候，主要做医生，给受伤的荷兰兵治病，打完仗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传教士，兼职做老师，主要工作就是诱导高山族部落信教，并且在当地讲课。从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后，荷兰人开始用立法的形式，强迫当地高山族同胞信教，比如他们规定，每个部落定期都要有传教士去上课，不来听课的，就要受到一张鹿皮的罚款，但是以当时高山族同胞的生活条件，一张鹿皮可以算是天文数字了，根本不力缴纳，所以表面上自愿的信教，也就变成必须信教了。
为了能让基督教起到奴化作用，荷兰人甚至很“大逆不道”，擅自曲解修改基督教教义，基督教里关于和平平等的东东，这些传教士们能不讲就不讲，反而加上了许多“惩罚异教徒”之类的莫须有内容，以收忽悠之效，比如每当荷兰人要征讨其他高山族部落的时候，传教士们总打着上帝的名义，在其他部落广招教友，用其他部落的力量，来替荷兰人打高山族同胞，制造的结果，就是高山族各部仇杀内斗不断，荷兰人不费吹灰之力，即巩固了他们的统治。
随着荷兰人控制区域的扩大，人口的不断增多，先前简单的派传教士传教，显然是不够用了，荷兰人又开始规模化经营，主要的方式，就是办学校。
荷兰在台湾岛上的第一座学校，是由传教士祐纽斯在新港设立，建于明朝崇祯七年五月(1635 年)，而这里正是荷兰人最早征服的地方，之后随着荷兰人扩张范围的扩大，他们每征服一处，都会在当地设立学校，至明朝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时候，已经陆续在麻豆社，北港等地，开设了大小十一所学校，而且他们的教育成果也很显著，明朝崇祯十五年（1643年）的时候，在台湾的荷兰学校，学生的总数只有三百多人，仅仅过了七年，人数就增加到了1200多人，之所以这么显著，主要还是荷兰人的强迫政策，比如对高山族部落，他们规定凡是七岁以下儿童，必须要入学接受教育，凡是拒绝接受教育的，就要遭到罚款甚至劳役，尤危险的是，正是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开始，荷兰人陆续在台湾岛上推广荷兰语，凡是七岁以下的儿童，都必须从小学习荷兰语。按照另一个传教士范德烈的记录，当时的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的奴化教育已经取得了成果，在1659年的台湾新港地区，已经有许多人，特别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每天穿荷兰衣服，甚至取了荷兰名字。也同样是1659年，荷兰人开始广泛在台湾岛上推广荷兰文写作，尤其是根据是年荷兰台湾总督写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称，荷兰当局对台湾岛上的高山族部落进行过全面调查，皈依基督教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尤其是最早征服的新港社地区，人口竟然高达百分之八十五。虽然台湾岛上的汉族，因为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很难立刻开展奴化教育，但是按照荷兰台湾总督在公文里说的原话讲：“那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做的工作了。”
对于台湾的归属来说，这其实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如果在这个小岛上，荷兰人成功完成他们的奴化教育，那么他们占据台湾的事实，也将彻底的板上钉钉。和中国大陆的血缘纽带，更会遭到彻底的剪断。这段时期里，明清双方忙活着改朝换代的战争，谁也没有力量顾忌台湾，在台的各族同胞遭到血腥的杀戮和压榨，台湾的归属命运，似乎正向着荷兰人期待的方向滑行着。
5国学推广功业大
随着1662年，南明永历王朝延平郡王郑成功跨海东征，彻底击败盘踞台湾岛的荷兰殖民者，沦陷三十八年的台湾国土，就此彻底收复。而荷兰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如意算盘，也就此彻底落空。
但荷兰人残暴统治的后遗症，却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消除：荷兰政府几十年“去中国化”教育所赐，光复初期的台湾，殖民统治痕迹依然很重，当时如新港社，麻豆社等地的高山族部落，几乎都有会说荷兰语的，甚至生活习惯也严重荷兰化。
这样严峻的局面，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早期，并未得到重视。而在郑成功过世，其子郑经执政台湾时期，彼时台湾“总制使”，小说《鹿鼎记》中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陈永华，终于因此做出了一件影响台湾历史走向的大事：推广文教。
从南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起，陈永华建议在台湾“设宗庙，立学校”，将儒家文化在台湾岛广为传播。这条重要的建议，起初遭到郑氏上下的反对，当时明郑政权的重臣们，大多是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兵将，既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更担心文教大小，会危及武将地位。甚至郑经本人也认为，此时台湾人口稀少，立足未稳，外加经济困难，还不是发展教育的时候。但陈永华据理力争，力陈教育可以“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一番力争，最终说服了郑经。
是年，东宁府立起了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孔庙，陈永华兼职为台湾“教谕”，即明郑政权的“教育部长”，随后一整套教育体系在台湾建立：中央设国子监，地方上设府学，州学，县学，并在高山族聚居区设立“小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家文化。同时建立一整套科举制度，分州试，府试，院试，中国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被他全盘移植到了台湾。除了移植之外，陈永华还有创新，他出台了具有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法令，凡是送孩子读书的家庭，一律减免赋税，各州县每年更要选拔家庭贫困且勤奋好学的子弟，由政府补贴读书。同时在沿海各地广泛招募文士，来台任教。中华的正统文化，从此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台湾岛正式确立，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台湾岛掀起了“自是始奋学”的热潮，且并不因后来台湾政权的变化而中断。今天台湾岛的国学昌隆，文化繁盛，也同样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