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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2022-05-19
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六位国君,一个目光远大、气度恢弘的少数民族改革者。魏孝文帝因改姓元, 又叫元宏。他在执政期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公元471年,拓跋宏才五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族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 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所以在 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
  ■矛盾激发,催生改革
  人们说,冯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孝文帝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有一次,把他关在空屋里,天气很冷,只让穿单衣,三天不给饭吃,还打算把他废掉;又有一次,因为宦官说他的坏话,还“杖”了他几十下。
   490年,冯太后死了,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不进饮食,后来勉强吃一点,但也吃得很少。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 哀。孝文帝却以为祖宗时,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要在“文治”上下工夫。他对祖母的“哀慕缠绵”,也许并不是由于 悼念,而是激励生者继续进行汉化,为进一步搞好“文治”做个样子。
  在政治上,孝文帝是冯太后的肖孙。这两个人的事业,都是在用汉化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开始。
   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平城和所谓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权的 根本所在,夏和柔然时时威胁着它的西境和北境,而中原地区也还因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之间的隔阂尚深,迁往中原,不能不使鲜卑统治者有所顾虑。
  北方统一之后,实行“文治”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北魏政权也愈来愈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伐四方的中心——平城,担当不了“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适应当日形势的要求了。
   100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而以和它敌对的南朝为中心。从政治上和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太和十六 年(492年),北魏讨论“行次”(五行的次序。照汉代学者的意见,其顺序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讨论。孝文帝采纳了李 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为水,魏是正统所在。要和南朝争正统,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僻处平城,就要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的故都洛阳去。
   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了他。王肃出身江南高门,是南方士族的领袖,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颇有相见之晚之意。历 史记载上说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孝文帝继冯太后之后,力图改变鲜卑旧俗,不仅对像王肃那样的人物相见恨晚,和南方交战, 也屡次释放俘虏,说“在君为君,其民何罪!”还禁止掠夺,宣布犯禁的处以极刑。这些处处说明北魏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把都城迁到洛阳去将要提上议事日程。
  ■迁都洛阳,改革风俗
  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但鲜卑贵族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不赞成迁都。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得不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这一年秋天,他率领步骑30万,到了洛阳。在洛阳,他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像古代 东周贵族经过镐京(西周故都,现在陕西西安市西南)宫阙那样伤心。但是,孝文帝并不是为西晋的灭亡而伤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 经·黍离》中的诗句),一出由孝文帝扮演主角的迁都的好戏,便以这样的独白开了头。
  洛阳秋雨连绵,文武百官对着惨淡的秋天,心情十分 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当中,有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雨越下越大了。九月丙子这一天,孝文帝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往南进发。大臣都跪在 马前,叩头谏止进军。孝文帝满面怒容,对着这些人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人却屡次阻挠大计。谁再说,就要治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缰,仿佛就要出 发了。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嗫嚅嚅地仍在请求皇帝不要南进。孝文帝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 色,用另一种口气对群臣道:“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
  这一出戏演得很出色,大军在洛阳停下来了,迁都成了定局。在南伐和迁都这两件大事上,这些文武百官暂时选择了迁都。因为南北双方多次在战场上较量过,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
  任城王拓跋澄被派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他原来也弄不清南伐的目的,和孝文帝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孝文帝私下告诉他:“平城只能用武,不适宜于文治。”他这才转过来支持迁都。拓跋澄动身回平城时,孝文帝郑重地嘱咐他:“要好好干啊,革去旧俗的日子,已经到了!”
  另一位大贵族于烈,被派回平城担任留守的重任。孝文帝曾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陛下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孝文帝认为这个人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啦!”
  平城贵族知道要迁都,一时很是震动。拓跋澄回去后,百般晓谕,众人不安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去,召集文武百官,晓以迁都的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