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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赐履和李光地是什么人?他们对康熙产生了什么影响?

2024-07-09

  玄烨,清朝第四位皇帝,年号“康熙”。今天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清朝建国及入关之初,有两位皇帝都是幼年继位,分别是顺治和康熙。

  幼年继位的皇帝一般来说,可塑性更强,他们的人生观念、权力观念、治国观念等,都是由教导皇帝的老师来塑造。

  而在当时,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当然是儒臣,对此,儒臣们也是趋之若鹜,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

  这是儒家士大夫们用儒家理念改造皇帝的一个机会。

  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曾接受儒臣的教导,顺治才20多岁就死了,所以,在他身上还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而康熙却是实实在在做了六十一年皇帝,且本人也愿意全面接受儒家文化,因此,至康熙开始,清朝的皇帝实际上是逐渐在理学化。

  这其实是迅速适应统治需求的一种态度,清朝早期的几位皇帝,都相当务实,接受儒家文化对重心已经转到关内的清朝来说,异常重要。

  康熙一生,对理学的接受和深研,可谓是兴趣盎然,他如果不当皇帝的话,也能成为一代理学大家。

  这不仅对康熙皇帝个人的思想观有重大意义,也对清朝的延续有重大意义。

  康熙从幼年始,到成年以后,接受儒家教育的过程中,有两个儒臣对他的影响最大,分别是熊赐履和李光地

  熊赐履是顺治十五年时的进士,在顺治时期,以及康熙亲政前,他曾陆续担任过弘文院侍读、秘书院侍读学士,因此,能成为影响到皇帝的重要人物。

  康熙登基之初,由于辅政大臣鳌拜在处理某些案件时异常跋扈,导致了某些矛盾冲突加剧。

  因此,无奈的儒臣们把希望放在了年幼的康熙皇帝身上,并寄望于他亲政后,能做出一定的改变,要求康熙学习儒学的呼声日益高涨。

  康熙六年,熊赐履进《万言疏》,在细数朝廷中某些弊端的同时,也着重阐明儒学对君主及君权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熊赐履在《万言疏》中就提到要康熙多跟儒臣们学习儒学,且应该不间断地学习和深造:

  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熏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徒事讲幄之虚文,毋徒应经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辍,毋以晨夕有间。

  熊赐履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主德清明,君身强固。”才能让吏治清明,民生稳定,复“三代之盛”。

  当时,对儒学深恶痛绝的鳌拜想要治熊赐履的罪,却被康熙否决。

  在鳌拜还掌权时,康熙能顶着压力认同熊赐履,相当不容易,显然,他看中了这份《万言疏》。

  鳌拜集团被康熙清理掉后,熊赐履得到重用。

  康熙十年,康熙在经筵中听了熊赐履的讲课后,感叹“今日可为得行其言矣”,马上任熊赐履为“日讲官”。

  此后数年,熊赐履在经筵中,不停给康熙讲述儒家的思想和理念,成为康熙学习儒学的良师。

  因此,不论熊赐履在康熙朝此后的官场起伏,仅凭康熙执政之初的这段经历,足以让他对康熙理学思想的形成,以及治国理政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熊赐履去职后,康熙还曾感叹:“每论侍学者,未尝不称公之忠益也”。

  由此可见,康熙在儒学一道上,对熊赐履的认可。

  李光地也是康熙朝的名臣,他于康熙九年高中进士,进入官场。

  李光地曾长期为康熙讲解儒家经典,是康熙比较信赖,且一定程度上视为知己的臣子。

  他于康熙二十五年开始,担任经筵的日讲官,且兼任起居注官,不但对康熙的儒学思想有重大影响,还深度的参与到康熙朝的机密要事中。

  李光地在《周易》上的造诣很深厚,康熙对《周易》的理解和学习,基本上,都是源自李光地的讲解和灌输。

  在李光地为官的过程中,好几次被言官弹劾,但都因康熙对其的信任和看重,而毫发无伤。

  康熙能如此信任李光地,全是因他的儒学思想让康熙受益匪浅,些许小毛病,也就认为无伤大雅。

  李光地死后,康熙曾给予他高度评价,甚至超过熊赐履:“惟朕知卿最悉,亦惟卿知朕最深。”康熙是真把李光地当成知己了。

  总结,康熙全面接受儒家文化,离不开儒臣们前赴后继的影响和灌输,其中,熊赐履和李光地是佼佼者。

  他们能长期影响到康熙,除了本身的儒学功底深厚外,也是因为身后站着全体儒学士大夫们,肩负着全村的希望。

  当然,这也是康熙有意而为,要想清朝统治稳固,顺利延续,接受儒学的适当改造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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