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抗战纪实：元帅之子回忆沂蒙山反扫荡作战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br/>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年8月，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br/> 9、10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四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115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br/> 2000八路军悄无声息突出重围<br/> 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br/> 11月4日，日军从沂蒙山区西部的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经过苦战，山纵机关分散突围，随后向北部的泰山区转移。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48/AD/48AD2C60F6F16C336A1FBB848CD682BC.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八路军抗战纪实：元帅之子回忆沂蒙山反扫荡作战"/><br/><br/> 1941年底，父亲他们开会部署第二年的工作，决定朱瑞留在山东纵队，父亲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同师部会合。山东纵队派了一个营护送。<br/> 在父亲快要到达沭河边时，突然发现自西向东、到滨海进行“扫荡”的大批日军，沭河两岸都有。然而，负责护送他们的那个营却同他们失去了联络。这样，在父亲身边就只剩下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警卫排，总共不过35人。沭河硬冲是过不去的。父亲吩咐大家在一个小山村隐蔽宿营。<br/> 第二天拂晓，哨兵发现村外有日军。天一亮，如果这30多人被日军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命令立即向西转移。西面不是敌占区吗?李参谋稍一犹豫，父亲似乎看到了他的心思，又轻轻补充了一句：“这样做反而比较安全。”李参谋联想到留田突围，思想豁然开朗，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br/> 果然，当父亲这支小队伍从两股敌人之间的缝隙插入敌占区后，倒反而平静了。当时，警卫排的战士们都骑着日军的大洋马，戴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帽，穿着日本军大衣。沿途据点里的伪军以为是“皇军”，都摇着旗同他们打招呼。父亲也叫李参谋向他们招手示意。这一天正逢赶集。当他们从集旁经过时，一些伪职人员还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招呼：“太君下马歇歇!”<br/> 他们在敌占区始而向西，继而向南，又折而向东，转了个马蹄形，到天色黄昏，终于渡过沭河，安全抵达滨海根据地。<br/> 父亲指挥的沂蒙反“扫荡”，特别是留田胜利突围，是他1942年正式提出的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所谓翻边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八路军之所以要采用这一战术是由敌后具体条件决定的。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就退无可退，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着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br/> 父亲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便在其占领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和八路军长期在敌占区的工作，八路军“翻”到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br/> 据中联部原副部长王力回忆，毛主席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