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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佛教

2022-05-19

金代佛教是指公1115—1234年间女真族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完颜王朝时代的佛教。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这是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建国后,它以武力灭辽,又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后南下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响。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

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传说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设会、饭僧。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地汉化,对于汉人所信奉的佛教尤其表示尊崇。

金代试僧制度大体上承袭辽制,而较为严格。对于童僧,一般是以《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五部的谈诵为试课,童尼分量减半。又规定僧人度蓄弟子的限额,即长老、太师得度弟子三人,大德度二人,戒僧年满四十以上的度一人,这大概是和一般试经度僧的规定并行的。

僧侣的考选规定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这种考选每次以八十人为限,由朝廷指定官员办理。法师中学行优异的,更由朝廷敕加种种名德称号,如佛觉大师、宣秘大师等。国家又制定僧官制度,但不像辽代那样与闻国政,专事统理管内僧众的威仪律行,及处理教团内部的诉讼事件。僧官最高的住首都,号称国师,其余四京各设僧录、僧正,列郡设都纲,各县设维那,都三年一任。

此外,如五台等佛教胜地,则别置僧官,负责庄严名刹。禁僧尼和朝贵来往,要求僧尼随俗拜父母及奉行丧礼等,这充分表现了政府对于佛教僧团各方面的安排。但章宗在位末年因财政困难,又采行公卖度牒、紫衣、师号和寺院名额的措施,遂使政策缺乏一贯性。他自己曾召万松行秀禅师于内廷说法,奉锦绮大僧伽衣,内宫贵戚罗拜,各施珍品,并为建普度法会,以表示对佛教的尊崇。章宗以后,金代面临着崛起的蒙古族的威胁,为了筹措军费,空名度牒的发行更滥;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时代,这种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团因滥杂腐化,终于日趋衰退而后已。

总的说来,金代佛教是相当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继承辽代旧习,拥有广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资财,这些主要出于帝室的布施,其富饶可想而知。另一部分辽代旧寺还保留着原来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有二税户制度的遗存(这一制度是辽帝室和权贵将平民户籍隶属寺院,使纳一半赋税供寺院之用)。二税户中,有的已随辽代朝贵阶层的崩溃而得到解放,有的沦为寺院的附属民户,仍为寺院有力的经济基础。

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

由于寺院的经济充裕,常以余力来举办各项社会事业,最普遍的是施药和赈饥二事。施药大都就寺内设置药局,以施给贫民,各地寺院相继仿行,很为普遍。拥有大量资财的寺院更在寺内外设置质坊以贸利,这种经营更促进了寺院经济的不断发达。

金代国祚虽短,但在佛教教学方面,如华严、禅、净、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当的发展。其中禅宗尤为盛行,这可说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响。本来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在金人未占领以前,禅宗的杨岐、黄龙二派已很兴盛。

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的,有宝严、义柔、惠寂和苏陀室利。宝严于天德三年(1151)住上京兴正寺,两度开讲《华严》,听受的达五百余人。义柔精究《华严》,有华严法师之称。

密教在辽代末期已衰落,金代可考者有法冲和知玲。知玲住河北盘山感化寺专弘密教。从现存五家子砖塔遗构推测,似金刚界曼陀罗法仍在流行。他如《华梵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大准提陀罗尼》、《佛顶准提咒》等,在民间亦极流行。又遗留在河北房山云居寺附近的金代石刻遗物上,发现和密教有关的文献也占大多数,这主要是承受了辽代佛教的影响。

金代弘净土教可考的,有祖朗、禅悦、行秀、广思及居士王子成等。祖朗历主燕京崇寿、香林诸寺,日课佛号数万声,感化甚众。广思于河北临城山建净土道场,结白莲华会,谨守庐山慧远的规模,开北地莲社念佛的风气。关于净土的著述,有万松行秀的《净土》、《洪济》、《万寿》、《四会》等语录及王子成的《礼念弥陀道场忏法》。

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铢、智深为最著名,都以律行精严而受丛林敬仰。悟铢兼通经论,尤为燕京佛教界巨匠。他如法律和广恩,都以戒师著称。

金代居士中最著名的有李屏山,他是章宗朝的进士,初宗儒学,反对佛教,后读佛典有得,喜和禅僧交游,曾师事万松行秀,撰《鸣道集说》,批判宋儒的排佛论,主张三教调和之说,对于当时人士影响极大。又撰《楞严经解》、《金刚经解》、《西方父教》诸篇,其主要思想本于华严圆融无碍的教学,以佛教为中心,实践以禅为主体,这样很自然地走向三教融会的思想,而成了金代佛教的特征,并反映于他的著作上。

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别记载的是大藏经的刻印。金代文献残缺,关于这一刻藏事业原未见记载,直到1934年,偶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其印本。据今人考定,全藏凡六百八十二帙,约七千卷,现存的仅四千九百五十七卷。发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在山西省南部断臂发愿,募资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经,并加以补充。中间历时三十多年,这部藏经才告成,标志着民间刻藏的巨大成就。金藏既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经的面目,又补了好些重要的著述,对于藏经版本、校刊乃至义学诸方面的研究都起了极重大的作用。此外,金代对于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亦曾进行续刻,现在续有发现。至于零本木刻经典可考的,则仅有《华严》、《大般若》及《无量寿》等经。

金代佛教艺术之可考的,有建筑、雕塑和壁画等方面。建筑现存的有寺院、塔和经幢。

金代寺院大都保存著晋唐以来的门楼廊院环布的传统形式,围墙四面设门,四隅筑角楼,和门殿廊庑相连接。仅其在正殿后殿之间添置柱廊一点,稍异于前代。现存的寺院遗构,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宝殿、普贤阁、三圣殿和天王殿。

至于现存的金代佛塔,和辽代的相比,形式上大体相似,但细部略有变化:如各层向上的缩减比例渐小,基坛和初层各方面雕刻不多。立体多层塔有八层、九层的,有平面作六角形的,都于经律无据。塔身多涂饰白色以象征国号等。

金代经幢大体承唐、辽旧制,更普及于各处。其中梵字幢咒语多用梵书,年月题字用真书,亦有梵书一行和真书一行相间的。

经幢中制作优美的颇多,如河北正定龙兴寺东方经幢,山东泰安岱庙经幢,大定准提陀罗尼经幢(现藏日本京都藤井郁邻馆内);河北卢龙陀罗尼经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雕塑以定州圆教院僧人净璋所造的木雕弥陀像最为著名。关中僧人法诲,以长于绘画著名,华原延昌寺壁画即出于他的手笔,其中大殿壁面八明王变相是他个人的作品,法堂华严壁则是和山水名家杨泽民合作绘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