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故事：星云大师 我一生与病为友

贫僧从小说来应该是一个健康宝宝，但眼耳鼻舌身心六根，也好像经常大病、小病不断。算起来，一生的岁月里一直都在「与病为友」。

人生，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生病也是很难避免，所谓「英雄只怕病来磨」，再怎样有钱、拥有多少亲人，当疾病降临到你的身上，你也没有办法拒绝。有钱的人，可以医药治疗，甚至到国外就医;有些疾病需要物理治疗，甚至有些麻烦的疾病也需要心理治疗。因为有的人意志不够坚强，稍微有一点小病就内心恐慌;假如能够与病搏斗，从意志上的坚强，到心理上的建设，疾病也会减少。

贫僧自信健康，但是，人有了这一个四大五蕴和合的身体，吃的是五谷杂粮，怎能不生病呢?说来，贫僧有过的毛病，都与上述方式有关，但无论大小病况，可以说都用「时间治疗」。因为没有金钱财力寻找医师，那时也无健康保险，只得用「时间治疗」，逼得自己与病相互尊重，才能彼此稍获安宁，所以就把它名为「与病为友」了。

幼儿时期的疾病，早已不复记忆，只记得十岁以前，每到七月生日的时候，整个人就会恍惚，不是头痛，就是昏沉，好像瘟疫降临到自身一样，总觉得这一天过得毫无感觉。不过，只要睡它个半天，就没有事情了。所以，我后来就不太喜欢过生日。说得迷信一点，每到生日这一天，大概是过去世的子孙在祭拜吧，不然，怎么会只害病一天，就忽然痊愈了呢?

在记忆里，出家前，每一年都会有一到二次眼睛红肿疼痛，大人们也没有说必须去找医师治疗，在我幼小的年龄，也不懂得有病还可以去医治。「医生」、「治疗」这两个名词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但也奇怪，每一年的眼疾，只要一个星期，几乎也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就自然会好。现在回想起来，这不都是如朋友相聚一样吗?当然，好聚好散，也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了。

贫僧的童年并不嗜好零食，也没有余钱买零食，并没有像一般儿童因为喜欢吃糖而有牙痛的疾病。但出家前后，最常见的毛病就是牙疼，不是这颗牙齿发炎，就是那颗牙齿蛀牙。最初的牙痛也是几天，不要一个礼拜就好，但到了十五、六岁，因为蛀牙，牙齿有洞，每逢饭食，米粒卡在洞里，压迫到神经，疼痛实在难忍。

因为出家的生活非常严谨，也不敢告诉别人，总觉得牙齿是很坚硬的东西，怎么会有洞呢?这实在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每次吃饭也不敢咀嚼，只有囫囵吞食，以免除疼痛。若再加上舌头破烂，前后也有好多年，可以说，不与病为友又奈何呢?

十七岁那一年，也懂得舞文弄墨了，我在日记上描述了牙齿疼痛的情况，给一位爱护我的老师看到以后，他就怪我，你怎么不早一点说明呢?他转告给我师父志开上人知道，我师父才对我说，你可以到南京治疗。我在栖霞山出家，距离南京城还有数十公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师父就从栖霞山坐火车带我到南京，找到牙医为我治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牙齿有病可以治疗，也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医生。当然，牙医师用石膏填补蛀牙，后来也就没事了。之后的岁月，难免也有掉牙齿、神经疼痛的情况，如今年近九旬，口中的牙齿，还是有几颗可以帮助咀嚼饭菜，我不同牙病为友，哪里到现在还能有这种功能呢?

至于有人说，饭食不经过咀嚼，不容易消化，对肠胃不利，在贫僧一生当中，其它的疾病不断，但是肠胃从来不曾跟我为难，彼此尊重，倒也没有犯过什么毛病。不过，在贫僧的记忆里，还在大陆的时期，比较严重的就属疟疾了。

每逢疟疾来袭，再热的夏天，一冷起来，就是盖了几条棉被，都抵抗不住。时冷时热，真是苦不堪言。那时候的我，也不懂得如何应付，只有来的时候让它来，去的时候就让它去，大概都是十天、半个月，或者二十天，就自己痊愈了。

在我要离开栖霞山前，应该是十七岁那一年，疟疾发病的情况最为严重，持续了一、二个月之久。我当然不懂，也不敢投诉，在那个时代，好像也没有听说别人有这种疾病，我没有医疗常识，不知道病的原因，只好任其自然发展。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寒热交加，实在难以抗拒，好像死亡就要降临。

有一天，正在奄奄一息、意识模糊的时候，有一位和我差不多年龄的沙弥，大概是我师父的侍者，他送来半碗咸菜，在我的病床前说，这是你的师父叫我送来给你吃的。

那个年代岁月，哪里有什么好的饮食?尤其重病的人，那半碗咸菜，真是比什么珍馐美味还要有价值。我边吃边流泪，在心中发愿：师父，您怎么知道我有病呢?您怎么送这么好吃的咸菜给我呢?我誓愿将来一定要做好出家人，弘法利生，报答您慈悲的恩惠。

说也奇怪，那一次严重的疟疾没有夺走我的生命，后来就不药而愈了。甚至，以后数十年的岁月中，再也没有得过疟疾。尤其到了台湾之后，政府为了杜绝疟疾，如果有人患了这种严重的病，不但为你医疗，还可以去领赏。我真是没想到，国家社会还有这种好的方法厚待病人。

贫僧还有一段深刻的记忆，二十岁要离开焦山的时候，出了一场严重的天花，除了头部以外，全身溃烂。在那个时候，寺院里很少人看病，就是病死了，就用木板钉个像方型桌子大小的箱子装起来，送到后山，火化了事。那一次的疾病，因为皮肤长了脓疴疮，每一次脱衣服，皮肉和衣服都黏在一起，实在痛彻心扉。后来也不记得是哪一位同学，给了我两颗「消治龙」的药片，一吃痊愈。大家传说，那是因为在中日战争时期，许多死尸泡在河水里，使得水源受到污染，不少人喝了这种有毒的水而染病致死。

有一天，同学们都吃饭去了，我因为全身溃烂脓血不能走路，就坐在学院里看守门户。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大概是游客，见到我便问：「你几岁了?」我忽然想起当天是我的生日，就回答他说：「我今天二十岁。」确实，那一天正好是我七月的生日，但他大概以为我说的是「我今年二十岁」。那一刻，我也才想到，在古刹丛林度过的人生时光里，我已经活到二十岁的年龄了。

临离开焦山之时，一位普莲法师跟我们讲授生物学，在课堂上，不知道怎么提到各种病症，其中有一种叫「疑心病」。他说，很多疾病，本来没有事，都是自己疑心而增加了致病的原因。他举例说，像本来没有肺病的人，因为怀疑自己有了肺病，就真的难以治疗了。

我回到祖庭后，感到饮食没有营养，自觉自己害了肺病。从此以后，这个念头多年持续不断，每天心中不时想着：「我有肺病、我有肺病。」甚至，二十三岁到了台湾，也都还念念想着：「我有肺病。」我也曾自我安慰，又没有人传染，我又没有吐血，肺部也不疼痛，哪里会有肺病呢?但奇怪的是，「我有肺病」这个想法，怎么样都不能去除，甚至觉得这个念头会加速自己的死亡。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在无可奈何当中，忽然听到有一个人说，番茄可以治疗肺病。我一听，觉得有救了。它不是很贵的水果，又是盛产时期，于是，我买了一抽屉的番茄。早上也吃，中午也吃，晚上也吃，我在想，吃了这么多的番茄，肺病应该会好。贫僧到底有没有肺病也无从得知，不过自此之后，「我有肺病」这个念头就消失了。

贫僧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身体的毛病，当然需要医生治疗，假如没有那个条件，只要自己有信心，具有抗拒疾病的观念，有勇气胜过疾病，信心、耐力、勇敢、无惧、乐观，也能有医疗的功用。

到了二十八、九岁，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左右，贫僧为中华佛教文化馆担任环岛宣传影印大藏经的任务，自备了一台重达二十公斤的录音机。我们一路从宜兰，经花莲苏花公路、台东，到达屏东，沿途都是颠簸的石子路，我唯恐损坏贵重的录音机，为了保护它，都把它放在我的双腿上。

半个月后，到达屏东东山寺。按照佛门规矩，到了寺院，都要先在佛殿里销假礼拜，忽然就在礼佛跪拜的时候，我的两只脚疼痛难忍，几乎站不起来。不过，已经养成坚忍的性格，也不以为意，等到四十天之后，勉强回到宜兰，就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弹了。只要稍微一动，我的双膝，就如针刺般的疼痛。

信徒闻讯，好意请了省立医院的医师替我检查。医生诊断后，大致说明：这是急性的风湿关节炎，会传染全身，恐怕有死亡之虞，最好把双腿锯断，还可以保住生命，不让病情扩大。贫僧听后，也没有一点恐惧，反而心想，锯断双腿也好，就免得在外奔跑、走路辛苦，从此可以安住在寺中专心读书、写作，那也是人生快慰的事。

要锯断双腿，必须事先做一些准备，拖延了大概一个月后，感到双腿的疼痛好像减少了，觉得也不必要锯断他。后来又听信徒说，风湿病需要保暖，不能吹风受凉。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无论怎样炎热的夏暑，贫僧都穿着厚厚的卫生裤，从未离身。那一次，没有经过医生治疗，也没有打针吃药，后来两条腿还是很正常的供我使用。我保护了两个膝盖，双膝也没有为难我，这不就叫与病为友吗?原来，疾病来临的时候，你不必太畏惧它，可以把它当作朋友，互相尊重，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疾病和身体也会共存共荣的。在佛光山开山后，有一段时间，不时的要去小便，经常感觉肚子饿、口渴，有一个夜晚发病，完全昏迷，徒众感觉事态严重，将我送到高雄阮外科医院。承蒙院长阮朝英医师为我看诊，在他仔细检查后，他说贫僧患了糖尿病。我并没有糖尿病的常识，后来才知道这叫多渴、多尿、多饿的三多症，也叫消渴症。他又对我说：「你的胃长得跟别人不同，应该说，五百万人当中，都不容易有和你一样特殊的肠胃。」贫僧听了这话，也不觉得有什么，心想，大概是他安慰病患者的好意吧!

被宣判得了糖尿病后的好几年，贫僧一直感到体力不支，全身无力，经信徒介绍，和台北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蔡世泽医师结上了因缘。蔡主任告诉我可以先吃药，如果血糖还是升高的话，再施打胰岛素治疗。就这样，贫僧每天依照医师指示，打针吃药，从此，糖尿病陪伴我一生。靠着蔡医师给我糖尿病的知识，我对它没有过分的防备，它也没有给我过分的威胁，像朋友一样，互相好意相处，想来，这应该是最长久的朋友了。

当然，因为糖尿病的关系，起居之间，也影响到一些日常作息。医师交代徒众要照顾我的身体，并且告诫我要注意饮食，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困扰。因为一般都说，患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吃过多的米面，避免淀粉糖类食物增加血糖的指数;但不吃米面，食不饱腹，日子实在难过。后来，我也没有太去忌口，每天照常生活，有饭吃饭，有面吃面，随缘过日子。一直到现在，贫僧血糖的指数，大约都在一、二百之间。

后来的大夫看到这些数据说：「现在你年龄大了，这还不至于有什么关系。」我在想，过去年轻的时候，也大都是在这一、两百之间的数值，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贫僧觉得糖尿病不是问题，但是要劳动、工作、运动，因为每天运动，消化了糖份，不会造成血糖过高的现象，那就应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了。

当然，到了老年，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又附带眼耳鼻舌身心都受它的影响，等于朋友交往久了，难免有彼此的意见，忍耐一些，也能相安过去。不过，这又是后话了。

除了糖尿病以外，记得好像在五十岁左右，佛光山的朝山会馆、大雄宝殿，经过十年建设，粗胚已经完成。有一次台风来袭把树木吹倒，我爬上屋顶，希望把它扶正，不小心从屋顶跌落到地上。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只是背部疼痛了几天，也不以为意。后来，政府倡导进入中年的公教人员和民众，都要做健康检查。在徒众们一直催促下，贫僧也去台北荣民总医院做个体检。检查完之后，已接近傍晚下班时间，一位主任医师认为我的检查结果有问题，邀约好多位相关的医疗人员来为我诊断。他吞吞吐吐，好似难以启口，最后问我：「你们出家人畏惧死亡吗?」

这个问题问得太突兀，我是来检查身体，为什么讲到死亡这个议题呢?这真是很难回答，但我又不能不回答他。如果我说怕死，他会笑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修行人;如果我说完全不怕死，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那我也太过矫情了。我就回答他说：「死亡不怕，应该疼痛比较可怕。」他听了以后终于开口：「你的背部有一块可疑的阴影，应该是不好的东西。如果真是恶性的，生命只有两、三个月而已。你明天再来重新检查一下吧。」

贫僧听了一点也没挂怀，反而跟他说：「不行，我明天在宜兰要主持一位比丘尼的告别式。」他说，那就后天好了!我说，后天也不行，因为我在南部高雄开山，已经约了工人要会议。他就怪我：「你的健康也不是不重要啊!」当然，我谢谢他的好意，就说：「那等我从高雄回来之后再说吧。」贫僧确实对自己的色身健康不是那么样的重视。我回到普门寺，时候已晚了，徒众们等得心急，纷纷问我检查结果如何。我说，今天做了切片检查。他们很讶异，问我什么是切片检查?我幽默的跟他们说，就是割一块肉下来，用刀切成一片一片检查。他们紧张的问我：割的哪一块肉?严不严重?其实，我只是吓唬他们一下，莞尔一笑而已。

我在高雄完全忘记了检查这件事情。十多天后，医师透过台北普门寺打电话追踪我的行程，好心要我一定前往医院复检。贫僧漫不经心，不感到有什么严重性的回到台北荣总，十几位医疗团队的医师已经在等候。那时，贫僧因为写作、建寺、弘法，已经有了一点名气，承蒙他们对我特别照顾，做一个彻底检查。

照过片子之后，他们问我：「你有跌跤过吗?」我想不起来是否有摔倒的往事。后来医生说明，你背后的黑斑瘀血严重，我才记起那一次从屋顶跌到地上的事。他们一听，才松一口气说：「啊，那就不要紧了，背上的黑点应该是跌伤的瘀血。」一场癌症的疑虑，也就烟消云散，好像这个朋友还没有认识相处，就离开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生的各种问题，也会不断的来访问。记得是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佛光山在台北举办供僧法会，早上贫僧在浴室沐浴更衣，准备前往参加。忽然房间内的电话响个不停，我跑着去接听，还没拿起话筒，响声就停了，于是我又回到浴室继续盥洗。这时，电话铃声又再响起，贫僧担心电话那头的人等急了，赶紧又跑着去接听，没想到电话还是没有接到，因为地上有很多肥皂水，我一不小心整个人滑倒在浴室里，跌断了腿骨。徒众们紧急把我送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承蒙主任陈天雄为我开刀，放进四根钢钉固定。

睡在病床上，我疼痛难忍。到了半夜，见弟子心平法师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顾，我跟他说：「心平，你来睡在床上，把椅子让给我坐，我睡在这里非常不舒服。」他不敢违逆我的意思，就睡到床上去，我就坐在椅子上歇息。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起身说：「师父，不行啊!等会儿护士来打针，把我当成病人，打错了就不好了。」疼痛，让我整个人糊里糊涂的，后来如何解决这一段公案，我也不复记忆了。

从那时候起，四根钢钉就留在贫僧的大腿里，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每一次出国，进出海关做安全检查时，我身上没有任何金属物品，但仪器总是叫个不停。海关人员在我身上怎么搜查，就是找不出什么东西。人来人往，引起不少人注目，尴尬之余，我只有跟他们说明自己身上有四根钢钉，难道要我把皮肉剖开来给你们看吗?他们不容易懂得我的意思，多次以后，干脆也不说，任他们随意检查了。就这样，这四根钢钉一直与我和平相处，过了这数十年的岁月。

那一次的跌断腿，让贫僧尝到寸步难行的苦头，躺在病床上时却发现，可以不用会客，不用开示，就跟闭关一样，真是悠闲舒服，成为难得的享受。但同时，贫僧的管理人也增多了，一下子这个人说：「师父，那个不能吃。」一下子那个人说：「师父，你的脚要这么动。」让我倍感束缚。但看到徒弟们为我担忧、为我忙碌，不忍心拂逆他们的好意，也只有自己忍耐下来。

所以，一件事情总是有好有坏，有苦有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一念善，就上天堂，一念恶，就下地狱，全看我们怎么去体会。只要看破放下，也就随喜自在了。

半个月后，有一场在日本东京宪政议事厅举行的讲演行程必须出席，我如实告知主办单位：「我的腿跌断了，只能坐轮椅，可能无法前往了。」没想到，日本《朝日新闻》的名记者吉田实先生以及好几位国会议员，一再诚恳地表示愿意做各种服务，我只有如期赴会。

到了讲演会场，竟然发现没有无障碍空间的设施，最后，由多位日本议员连同轮椅将我一起抬上讲台进行讲说。贫僧平常少有荣耀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介僧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许多国会议员抬我的时候，忽然兴起一个念头，过去多少年来，中国人都是给日本踩在脚下，现在你们肯得以议员之尊抬一个和尚上台，这也真叫贫僧感觉「难遭难遇」了。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轮椅，反复练习走路，上下自如，连医师都啧啧称奇。所以，有病不要紧，只要对症下药，就能迅速的恢复健康，如果一昧逃避，即使华陀在世，也难以治好啊。

要说贫僧这一生最严重的疾病，大概就是一九九五年四月时，因为心脏冠状动脉阻塞，在台北荣总接受了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了。

在那之前，由于一九九二年起，世界各处佛光会陆续成立，我在全球各地奔波弘法，当然糖尿病也没有离开我，随着时间，疾病慢慢的腐蚀我的身体，损毁我肉体的结构。一九九四年八月，贫僧在南非弘法，夜里心脏忽然绞痛，当时，我已明显感觉到参与这许多活动以及说话，都要花费我许多的气力，身体的症状也已经很严重的提醒我：需要看医生了。

我忍着身体的不适回到台湾，台北荣总的江志桓医师立刻为我作了心导管检查，确定是主要供应心脏的三条大血管阻塞，一定要我立即准备开刀治疗。但是这一年已经排定了许多的行程，我答应欧美的信徒会员前往成立佛光会、主持会议，我不能随意更动，失信于信众，因为我的一生是信守承诺、永不退票。

江医师要我做慎重的考虑，他说：「难道你的身体都不照顾吗?要开刀的不是别人，更何况你的心脏血管三分之二都阻塞了。」后来，我跟医师谈妥，他们也千叮咛万交代，叮嘱我哪里要小心，哪里要注意，有什么症状时，一定要赶快回来。医师们无奈的妥协，并且护持我完成这一段不轻易更动的行程。结束之后，我又忙于过年，接着又前往菲律宾，出席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六次理事会。

直到一九九五年四月，贫僧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脏回到台湾，乖乖的前往台北荣总赴约，在当时的院长彭芳谷、副院长姜必宁的领导下，为我组织了一个医疗小组，包括江志桓、蔡世泽、陈国瀚等各相关科别的专门医事人员，为这一次的心脏开刀进行准备。

当时，姜必宁副院长向我介绍了几位心脏科的医师。他问我：「每一个人都很相当，你要选择哪一位呢?」我不常看病，对医疗领域的医师也不太认识，但我直觉说：「我选张燕医师。」在我想，心脏开刀，时间耗费长久，年轻、体力、医术敏捷、医学新知等，都是重要的条件。

在手术之前，他拿了一颗心脏模型，走到我的病榻前，跟我说：「我叫张燕，是你心脏主刀的医生，我并没有把您当作星云大师，我只知道您是我的病人，在开刀前，我必须把心脏的结构、关系、过程，先向您说明……」我心想，这么一位年轻的医生，说话这么率直、严肃，不过，我对他很有信心，欣赏他的坦诚、直接。

手术的日子终于来到，贫僧记得那天早上七点钟，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很安心地等待进入手术房。那个时候，心脏开刀是一件很严重的大事，看到站在一旁的徒众担忧紧张的表情，我兴高采烈的对他们竖起手来，安慰他们说：「放心，我一定会凯旋归来!」这大概也是缘于我一生在面临危险艰难的时候，都有不畏惧的勇气吧。

经过八小时，从手术室出来，进入恢复室观察。等我醒过来，看到对面的墙上，时辰钟正指著「六点」，外面有一些光线，也不知道是清晨还是黄昏。我又闭上眼睛等待，觉得过了很久，又再睁开眼睛看，时钟指著「六点五分」。我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怎么只有五分钟呢?时钟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结物，它让我知道，我没有死亡，自己还活着，因为从时钟的走动，表示我的生命还存在。

经过第一个夜晚的休养，我的情况恢复得很好，隔天就送我回到一般的病房。医生、护士教我要如何小心、如何复健，不可以摔跤跌倒等等注意事项。到了第二天，四周无人，一方面也听从医生嘱咐要有适当的活动，一方面也感到无聊，于是就下床四处走动，观察医院的建设。后来听说，看护人员吓得到处找我，遍寻不著，因为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医生也很紧张，怪我说，你不能这么快就起身走动啊。

第三天，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复原，那一天，正是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梵音乐舞─礼赞十方佛」要在台北国家剧院演出;我认为，佛教音乐能走入国家殿堂，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觉得自己应该前往观看，鼓舞大家的士气。但是这个想法不被医师团队允许，后来，我说动了替我主刀的张燕医师，他说他可以陪我前去。就这样，从院长到医护人员有十几人，都跟着我一同去欣赏梵呗演唱，自己也觉得非常得意。

出院以后，贫僧在台北道场设宴感谢这次照顾我的医护人员，也欢迎有缘人一同前来。原本以为大概二十多人，竟然来了近二百位，忙得厨房里的人，赶紧增加饭食菜肴，不过，我知道，那一天大家吃得很隆重，从院长、副院长、主任、医生、护士，甚至他们的家属，都非常开心。这就是贫僧与病为友的最好记录吧!

后来，因为张燕医师说可以运动，我就邀约他一同到加拿大。我告诉他，那里有洛矶山脉，我久已向往想前去一看，邀请你相陪。他一听也非常高兴，可以随行对我照顾。记得那一次有七、八人同行，大家一同畅游美西一个星期。不但贫僧与病为友，徒众们与医护人员也因病而结成好友了。

这一次的住院，是我在医院里住过最久的一次，我像一个刚进学校的学生，对这门心脏学，我是一年级生，努力的学习，每一位医事人员讲的话，卫教的知识，我都很努力配合及学习，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病人了。

之后，身体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况状，几乎每年都要进出医院几次。像一九九八年十月，因为糖尿病血管硬化的并发症，侵蚀了我的心脏，也侵蚀了我的双腿，让我不良于行。在信徒赵元修夫妇的建议下，到了美国休士顿美以美医疗中心(themethodisthospital)，由八十多岁高龄的狄贝克(dr.debakey)医生，为我进行颈动脉血管阻塞疏通手术。在医师严正嘱咐下，手术后一个星期，我便到澳洲黄金海岸佛光缘中心闭关休养。

贫僧想，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于是在闭关的时候，带著书记们做《佛光教科书》的撰写编辑。虽然身体不良于行，还有嘴巴可以宣说佛法，也就一心一意地指导他们编写这一套书，希望让佛教徒有修学佛法的课本可以研读。

因为糖尿病久了，影响到眼睛视力模糊，右手颤抖，将近二十年前，就在台北请医师为我做眼睛镭射治疗。那时候，老旧的机器替我的两只眼睛打了三百多下，不见好转反而恶化。由于经常往来美国弘法，洛杉矶有一位旅美眼科名医罗嘉医师，医术高明，他也为我镭射，打了一、两百下都没有声音。在他悉心治疗之下，我维护住了眼睛，戴上眼镜矫正，勉强还可以看。

一九九九年，七十三岁的我，视力日渐退失，曾经也给国内眼科权威文良彦医师看诊，他告诉我：「在医界服务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在接受多次镭射治疗后，还能保有像你这样的视力。」他这样的一句话赞叹，贫僧也感到有些安慰。

后来到了美国，因为眼睛再度出血，在当地，罗嘉医师又一次为我诊疗双眼，并且进行镭射止血。他如实的告诉贫僧，生病的眼睛，就像是一件破旧的衣服，破了缝补，只会再坏，并不会变好。他要贫僧对还能用的眼睛，多给予爱护，让他多休息，让仅存的功能，维持最好的状态。

为了这双眼睛，承蒙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的关心让我到北京看诊，那许多老医师也给我很多医疗的意见。也承蒙美国迈阿密一位信徒，特地把医疗仪器搬来台湾为我医疗，他不相信不能为我医好眼睛。但是洛杉矶沈仁达医师告诉我，糖尿病是不会好的，等于头发白了，还会变回黑发吗?他的这句话，等于宣判了我那一双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病变的眼睛死刑。从此以后，贫僧也不太去在乎它了。

后来，由于眼睛退化很快，又加上眼底钙化，几年前开始，有人站在前面，贫僧可以知道前面有个人，但是人的五官长什么样子，已经看不到了。不能看书，不能看报纸，做什么好呢?忽然想到，可以写字。凭着心里的衡量，一笔到底，不能中断，因为只要中途停顿，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所以叫它「一笔字」。这也算是贫僧与病为友另外的一种成长，虽然身体的功能一直在降低，但贫僧也不以为苦，总是在生活中，创造自己的价值，学习做自己的贵人。

二○○三年三月，贫僧因为胆结石发炎引起剧痛，连夜住进高雄荣民总医院急诊室，因为高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又至台北荣总，由雷永耀副院长亲自操刀，为我割除胆囊。记得那次，我还在每年写给护法朋友的一封信里写下：「……从此，我已是『无胆』之人了，虽然生命去日无多，但在这个复杂的人间，还是『胆小』谨慎为好。」

二○○四年，我这个鸡皮鹤发之躯，视力比起以往更加不及。八月，在美国弘法期间，右眼确定患有白内障，又由罗嘉医师为我进行水晶体置换手术。

二○○六年四月初，我不慎跌断三根肋骨，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强忍着连呼吸都痛的伤势，按照既定行程，应邀前去浙江杭州参加首届的「世界佛教论坛」，并且进行两个小时的「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讲演。

贫僧的坚持，让身旁的弟子担心不已，但一想到自己多宣讲，可以促进两岸来往，对未来宗教、文化、种族的和谐共融，能够略尽棉薄之力，也只有义无反顾的向前去了。因为贫僧自小从战争中走过来，知道战争的悲惨可怕，两岸人民同文同种，不可以再有战争啊!

同年十月，因为要飞往印度海德拉巴市(hyderabad)主持皈依典礼，我的主治大夫江志桓医师不放心，就在他的陪同下，我带着心律不整，和随时会有心脏衰竭之虞的色身，前往参加「安贝卡博士(dr.b.r.ambedkar,1891-1956)五十周年的纪念会」，同时主持二十万人皈依三宝典礼。

二○○七年四月，我又因为一时不小心，造成手腕骨折断裂。俗话说「伤筋断骨一百天」，在长庚骨科郭继扬医生及复健科吴宜华治疗师的协助下，将我的手固定;而那三个月，让贫僧学习如何使用一只手生活，也算是生命中一次独特的体验了。也因为贫僧常常头晕，自然要跌倒，因此跟徒众们自嘲说，我对跌倒很有经验，懂得如何跌倒，不会受伤太大，要他们放心。

除了这些大一点的毛病，小毛病也不是没有，就常有人要介绍什么医生、什么偏方。台湾南部有一位名中医，每天门诊都有大排长龙的病患等候诊治，但这位中医师对贫僧有特别缘分，常要上山来为我治疗，我都婉谢。胡秀卿女士是台湾女中医师公会的理事长，因为她从幼年信佛虔诚，看到我热心弘扬佛法，主动要做我的随身护理，但我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也拒绝她的好意。

贫僧不会去听信别人有什么偏方、办法，或者什么特效药，但确实自己也有一些方法去对治一些毛病，例如：香港脚、痔疮、晕眩、感冒、止痒等。但在这里不方便公开，因为个人有个人体质的反应，在这个人适用，在那个人可能就不适合了。光是感冒，就有千百种的病菌引起，哪里能人人都适用的呢?

像有一次，贫僧应邀到基隆做一场讲演，因为感冒，咳嗽不停，一位信徒知道了，自称有特效药，可以一针见效。我虽然不喜欢打针吃药，碍于演讲在即，也不喜欢拒人于千里之外，就答应他了。哪里知道，这一针打下去之后，膀子竟然举不起来了，连脱衣服都困难，只有忍耐，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渐渐好转。挂念这个信徒会被人责怪，也一直不敢说，至今这个信徒是谁，我都不敢告诉别人。

后来，一位医生告诉我，伤风感冒不用吃药对治，只要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痊愈了，坊间一些感冒成药，只是心理的安慰，实际上没有多大疗效。因此，有人要给我吃什么秘方、偏方、补药，我都只有谢谢他们的好意了。在我认为，任何疾病临身，要先检查原因，再给医师治疗，唯有正知正见，以正确的方法面对才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有些年轻人的观念，我也很不了解。常常身体有病了，南部不看，一定到北部看，北部不看，非得要到南部看;或者是西医不看，指定要看中医;中医不看，也一定要看密医。其实，为了健康着想，看医生还是要慎重一点才好。

说起我这一生与病为友的经验，很感谢早期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的学员，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后来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做了医师，像美国的沈仁义、李锦兴、郑朝洋，日本的林宁峰等，我在各地弘法、建寺，牙痛、眼睛、皮肤等小毛病，都经过他们悉心为我治疗，也没有什么大碍。

所以，我的「与病为友」的想法，觉得很有用，大病，不会来找我，小病，只要对它稍微关心一点，也不致造成什么大害，大家相互尊重，就这样一天一天迈入老年。而多少年来，这许多医师中，有中医、有西医，有信天主教的、有信基督教的，大概为我看过病的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

特别是最近三、五年来，贫僧很感谢高雄长庚医院的陈肇隆院长，他是世界知名的活体换肝专家，有「换肝之父」的美誉，也是过去佛光山大专夏令营的学员。他特地为我成立了一支十多位专业医师的医疗团队。他体贴我的老迈，要医师就我，我不去就医师，要仪器就我，不要我去就仪器，免得我舟车劳顿;甚至，他们都用卡车把仪器载到佛光山为我检查。承蒙他的慈悲美意，实在让我感到相当过意不去，有时候觉得比有病的负担还要沉重。

就像美国信徒赵元修居士，他们一家族都非常诚恳热心，特别为我安排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梅约医院作全身检查，在盛情难却之下，应允前往。这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医疗中心，听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各国的公主、王子都在这里看病。他们的检查确实仔细，前后总共十天的诊疗当中，这里的和谐、谦让与亲切，让我深受感动，我写下了〈梅约医疗中心检查记〉一文，记录这里的所见所闻，并且刊载在《讲义》杂志上。

尽管如此，看着信徒一家人为我奔波劳动，不得休息睡觉，听说还花了几十万美金医疗费，让贫僧感到宁可以病痛，也不要浪费他们的金钱、情意。后来，他们又有好几次鼓励我再去检查，想到贫僧这个老朽之身，实在不值得他们这样耗费精力，也就婉谢他们的好意，坚持不再去了。

二年前，在一次重感冒之后，长庚医院几位医生在佛光山开山寮为我看诊，强迫我一定到医院做一次核磁共振和超音波的检查。其实这在过去，已有过多次的经验，过程也只是受一小时到半小时的折磨而已，没有感到是好是坏，贫僧也没有过问结果，就好像这个色身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一样，对它并不特别关心。因此，像医生每次检查后，总要做的一些说明，我听不懂，也不想要听，大部分都是由慈惠法师帮我听，我想，几十年下来，他应该听成具备各种医药常识的专家了。

但这一次，医生们神情紧张，非得要贫僧去医院做更精密的检查。记得那是在一间医疗室里，十几名医护人员围着我，过程中，一下子这个人要我这样，一下子那个人要我那样，一会儿是提手，一会儿是抬脚，这时候翻过来，那时候又转过去;我心想，横竖自己也看不到，就听任他们的安排，统统照做。我知道他们的好意是为了对身体每一个部位做仔细检查，但在我，忽然感觉到，过去的屠宰场杀猪宰牛，也不过就是这样吧。

我不禁感慨，人生不就是如此吗?生死存亡一线间，每个人面对老病死生都是平等的，到了最后，什么功名富贵、权力地位，没有什么大不了，也不值得去恐怖畏惧了。

因此，贫僧这一生的疾病，可以说也是经常有之;因为不介意，「与病为友」这个想法，让自己虽有病痛，还不致于如临大敌，倒也相安无事，过得很顺利。如今年近九十，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这大概与贫僧从青少年起，就在苦难岁月里成长，觉得世间也不是怎样美好、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有关吧!

而在佛教里，死亡也不是没有去处，在我们的看法，死亡不是消灭，而是像移民一样，所谓「往生」，就是从此处移民到彼处;又好像汽车零件，这个零件坏了，换另外一个零件;这个身体坏了，换另外一个身体，这应该都是好事，不必那么悲伤。

但大部分的人认为，生死是人生大事，事实上，在生命过程中，人之生也，何必欢喜?生了不久不是要死吗?人之死也，何必悲哀?死了不是会再生吗?所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命是不死的，是一种轮回，是无穷无尽，看得淡泊，像春天播种，如夏秋生长，似冬天枯亡，这些转换改变，也是一桩平常的事情而已。好比气候有春夏秋冬，物质有成住坏空，人生有老病死生，又何必分别计较，那样看不破呢?

因此，佛教讲「生老病死」，在我的体会，应该把它改做「老病死生」。因为讲「生老病死」，死了好像就没有了;假如改成「老病死生」，生了以后会死，死了之后还会再生，生了就有希望，就有未来。

我非常欣赏一位老太太要过世的情形，国外的儿女子孙都回来围绕在她的病榻前面，她望望子女说：「我想喝杯酒。」儿孙们为了满老人家最后的愿望，就倒了一杯酒给她喝。

喝过酒后，她又说：「我想抽根菸。」一位信仰西方宗教的儿子就说：「妈妈，你患了重病，不宜吃菸。」旁边的儿女就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妈妈欢喜要吃菸就让她吃吧!」于是拿支菸给妈妈。

这位老妈妈在喝了酒、吃过菸之后，说了一句「人生真美」，就含笑而去了。到底她是带着病友而去呢?还是病友陪她同去呢?这就不必深究了。

想到贫僧一生虽与病为友，但没有罣碍，生病时，也不觉得自己生病，所谓「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般若心经》实在是最好的人生观。所以，贫僧常说的四句话：「冷不怕，怕风」，这是在大陆过冬的感受;「穷不怕，怕债」，这是贫僧童年的回忆;「鬼不怕，怕人」，这是社会历练的教训;「死不怕，怕痛」，应该就是贫僧现在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至于也有人问贫僧，既是修行人，又号称「大师」，怎么也会有这么多疾病呢?其实，佛陀早就说过，修道人要带三分病痛，才知道发道心。所以，疾病也是我们修道的增上缘，不要排除它，与病为友，才是最好。用《金刚经》的话来讲：佛说有病，即非有病，是名有病。而这《金刚经》的妙义，就需要参详，才能断疑生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