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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文房用具:文人品位极尽工巧

2022-05-19

清代宫廷御用笔

清代宫廷文房用具品类丰富,笔、墨、纸、砚以及文房陈设器具形式多样。考其来源,一部分出自内务府造办处,或按内廷样式交由地方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承办制作,如御用笔、御用纸等,另一部分来自于地方进贡。清代内廷设有“墨作”“砚作”,专门负责御用墨和砚的制作。一般是由内廷画师按皇帝谕旨画样呈览准做,即形成“内廷恭造之式”。

一、清代宫廷御用笔

清代内廷御用笔的制作,所用材质精良,金银玉翠、木竹牙管,应有尽有。表现在装饰、造型方面因集多种工艺技法于一体,雕镂饰管,极尽工巧,因而更趋于观赏性、艺术性。清代仍以浙江湖州制笔最负盛名,每年地方例贡文房用具中均以湖笔数量最多,也有一些题名管笔是按内廷样式交由地方织造承办制作。各地巡抚官员每年朝贡也均以湖笔进贡。 (一)御用笔的来源

清代内廷用笔由江南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等按内廷发样承办制作,而大量的则是来自地方进贡,每年地方官员单以毛笔进贡的数额即高达数万件。除大量的御用笔备用外,还颁发内廷各处记录、抄书使用,以及用于皇帝赏赐等。据章乃炜《清宫述闻》记载:“庚申十月,赐内阁翰林院官笔五千枝,为阁中票签、院中讲章、记注之用。内阁分其半,余给讲官人各五十枝,写正本者人各五十枝,写副本者人各三十枝。更以五百枝备写档案,存起居注。五百枝备写讲章,存外衙门。笔为丁酉年制,世祖御书房所藏也。”(庚申为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丁酉为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从上述记载可知,清代内廷所需用笔的数量相当可观。

内廷用笔主要来自于地方进贡。清吴振棫(yù)《养吉斋丛录》记述:“供御文房四事,别类称名,不可胜纪……笔之属则以书‘福’笔为‘万襈珍用’之管。所谓赐福苍生也;御书常用者,有斑竹管、大提笔、髹漆、文檀各种提笔。其寻常供用朱书、墨书之用者,则有万年青管、经天纬地、万年枝、云中鹤、惟精惟一、云汉为章,及竹管、檀管、钿管,皆由外省供进。”正如乾隆朝《宫中进单》所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二月,两浙盐政兼织造,苏楞额贡有笔墨纸砚数百件,其中笔品有“经天纬地”“万年青”“云汉为章”“表正万方”“小紫颖”“云中鹤”“檀香笔”等。这些题铭管笔多是平常皇帝御笔朱书、墨书之用。清代地方官员每年均以湖笔进贡,如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云南巡抚刘藻贡物,仅湖笔一项数目高达420枝。至乾隆晚期,增加至503枝。因库存数量过多,乾隆晚期便减少各地进贡方物,其中毛笔的数量也有减贡。 (二)御用笔的种类

御用毛笔的形制种类丰富,极具特点。其材质有竹管、木管、漆管、瓷管、玉管、玳瑁管、骨角、牙管等。除一般常用的传统管笔外,还流行一种带斗的提笔和抓笔。其中提笔的形制一般由笔管和笔斗两部分组成,也有管斗一体的形式,在清代曾大量制作并广为流行。提笔的管斗装饰精美,笔斗与笔管的取材或相同或相异,争相斗艳,有玉斗、牙斗、木斗、珐琅斗、骨角斗、瓷斗等,形制多样,富于变化。按提笔规格的大小不同,又有小提笔、中提笔、大提笔之分。因提笔纳毫丰满,且笔直沉稳,适宜书写各种书体。抓笔较提笔更加沉稳,纳毫丰满圆健,笔的形制短而粗壮,一般为鬃毫制成,适于书写匾额、横幅大字。

笔的选毫讲究,常见有兔毫、羊毫、兼毫、狼毫、貂毫、鬃毫等,并有敷彩毫或点翠笔毫,装饰精美。笔毫的造型也富于变化,有兰花蕊式、笋尖式、葫芦头式等,各具特色。除选毫精细外,其笔颖更具“尖、齐、圆、健”之美,特别是彩毫装饰,更将实用笔的制作与精美的装饰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清代毛笔的时代风格。

(三)笔管的题铭

笔管题铭是清代制笔工艺的特点之一。清代宫廷御用笔的笔管题铭,一般常为歌功颂德的词语,如“万邦作孚”“万国咸宁”“万国来朝”“表正万方”“歌舞升平”“光被四表”“泽被遐方”“珠联璧合”等;或寓意吉祥福寿内容,如“海屋添筹”“万寿无疆”“万年景运”“万福攸同”“河洛呈祥”“海晏河清”“鸾翔凤翥”等,赋予毛笔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如称赞笔品优良的题铭,有“挥毫落纸生云烟”“管城无处不生花”“无思不入奇”“珠圆玉润”“中书君”“宇宙经纶”等溢美之词。另有取悦帝王的词章,如“澄心如玉写黄庭”“天颜有喜近臣知”等等。特别是每年元旦或新春,皇帝都要举行开笔仪式,案设盛有屠苏酒的金瓯永固杯,置放朱红描金云龙绢及朱墨,其书“福”用笔,管端镌铭“万年枝”或“万年青”,或“万襈珍用”管笔,御笔亲书吉语,祈福苍生,永保江山基业永固。这些题铭诗句的御用笔大部分是按内廷的要求或样式交由地方制作。至今故宫博物院藏有文房用笔数千余件,大部分尚未开笔使用,应为内廷御用之备用笔。

二、清代宫廷御用墨

清代宫廷造办处设有“墨作”(作坊),专门负责御用黑墨和朱墨的制作。“墨作”自康熙年间建立至清代晚期一直沿袭制作,所制御墨均形成“内廷恭造之式”,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所制之墨最具特点,如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或仿古集锦墨等,装潢考究,极具皇家品位。墨品均署“御墨”字样或制作年款,其在造型、装饰等方面呈现出宫廷独特的风格。

(一) 内廷御墨

1. 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清康熙时期以内廷书斋命名的墨品,成为内廷御墨的重要特点之一。如以“佩文斋”命名的墨品即有佩文斋藏墨、佩文斋珍藏墨、佩文斋临古墨、佩文斋法墨;还有以“渊鉴斋”命名的墨品,如渊鉴斋墨、渊鉴斋法墨、渊鉴斋摹古宝墨、渊鉴斋评选古文藏墨、渊鉴斋清赏墨等。这些墨品均署“御墨”字样,且形式各异。以书斋命名于墨,极具文人雅趣。“佩文斋”是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的起居处兼书房,也是该园诸多文馆中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渊鉴斋”与佩文斋紧邻,也是畅春园内的一处重要书房,是康熙皇帝经常临幸并挥毫染翰的场所。乾隆时期内廷御墨的制作,也有一些以斋堂轩室命名的墨品,如敬胜斋珍法墨、敬胜斋珍藏墨、遂初堂藏墨、御制淳化轩墨等,各朝均承袭制作,并形成定式。这些以书斋命名的墨品极具浓郁的文化气息。

2. 内廷博古墨。除以内廷书斋命名于墨品外,内廷“墨作”还制作有大量的博古集锦墨,墨品的形制不局限于单锭墨,而是以多种形式组合的套墨、博古集锦墨。如乾隆时期所制各式博古墨品,有仿古式、仿康熙朝墨式等,有以造型命名的墨品,也有以纹饰命名的墨品等,多达数十种。如乾隆四十年重装所制博古墨,以40种墨式组合而成,分别为螭佩、玉彘(zhì)、青圭、昭文、国宝、七香图、鱼佩、艳友、春华秋实、仙山楼阁、天保九如、有虞十二章、内殿轻煤等等,并特制红雕漆龙纹墨匣盛装,为内廷精制御墨。这些博古墨除本色黑墨外,还制作有各式彩墨或漱金墨以及在墨品纹饰上描金或彩绘,极具皇家品位。 (二) 地方贡墨

清代内廷御用墨品,除上述内廷“墨作”所制御墨外,还有一些是按内廷样式交由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制办,或由地方按年例进贡,每年地方官员均有例贡徽墨。如乾隆时期的《宫中进单》详尽记录了当年地方进贡墨品的情况。(见览表)

从上述所列各地贡墨分析,地方例贡墨品中多以“朱锭”“徽墨”共200锭为数进贡,每次进贡的墨品均为万年红朱锭和徽墨,其中徽墨有“光被四表”“太平雨露”“耕织图”墨等,至今这些贡墨仍有一部分传世。由此可见,徽墨在乾隆时期深受内廷青睐,各地方也均以徽墨进贡内廷,从而也影响和促进了徽州各派墨家的竞争发展。至今故宫博物院藏墨5万余件,其中有很多安徽巡抚进贡的黑墨和朱墨。

清代徽州以歙县、休宁、婺源三地制墨最负盛名,并由此形成三大制墨派系。其中汪希古、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詹方寰等世代以制墨为业,均有贡墨制作。如歙派最具代表的墨家是康熙年间曹素功“紫玉光”墨,被列为第一贡品。现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时期曹素功谨制“御制耕织图诗文”墨和汪希古恭摹“御制耕织图诗文”墨,均以康熙御制诗文为蓝本,分别摹勒于墨品,为47锭集锦墨形式。此后各朝均以御制耕织图诗墨进贡内廷,成为重要的贡墨形式。如汪近圣后代沿袭制墨,将汪氏墨品集成《鉴古斋墨薮》。其中所录乾隆朝贡墨,大部分是以乾隆御制诗文为蓝本创作墨式,墨模雕刻精细,诗书、画印均可摹勒于墨。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汪氏墨品数百件,对了解汪氏制墨种类、形制特点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休宁派制墨,多为雅俗共赏之品,装潢精致,其墨品多是集锦套墨或鉴赏墨等。代表墨家有叶玄卿、叶元英、汪次侯、吴天章、胡星聚、王丽文、胡开文等。特别是胡开文墨,墨品多至66种,如“艺林珍赏墨”“五老图墨”等均有贡墨进贡内廷。

婺源派墨家也有少量的贡墨制作。婺源曾是徽墨烟料的主要来源地,素有“点烟于婺源”之说,所制墨品朴实无华。故宫博物院藏有詹永新、詹方寰、詹成圭、詹从先、詹应甲、詹大有等墨家墨品数百余件,署名监制或仿古法制,应为其特制贡墨进贡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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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宫廷用纸

清代宫廷用纸来源广泛,一般是交由地方织造按宫廷式样尺度制办,还有每年各地官员的纸绢进贡,纸品种类多样。特别是乾隆时期制作有大量的仿古精制纸,均按内廷发样制作,数以万计的精制纸品源源不断地由地方运往清宫。

(一)内廷用纸来源

清代内廷用纸除由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按内廷画样承办制作外,每年各地朝贡、岁贡、春贡、万寿贡等均有纸绢进贡,数量可观。特别是乾隆时期,每年各地进贡纸品数以万计。各地进贡的纸品也均有定数,如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漕运总督德保进贡“上用”纸绢,有“福字绢笺”“对联绢笺”“条山绢笺”“横披绢笺”各100幅,又“本色宣纸二百张,罗纹纸二百张”,仅一次进贡纸绢多达900张。另外,毁抄废纸也是交由杭州织造承办制作。

(二)内廷御用纸品

清代宫廷御用纸绢,在继承了明代制作技艺基础上有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纸品种类丰富,制作精良。主要表现在制纸工序较明代更为繁细,如在宣纸上加入云母粉使纸张更具光泽纸的后期加工更是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品质优良、工艺精湛、不同质地、不同图案、不同规格、用途各异的纸品,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清代内廷常用的有大榜纸、高丽纸、油高丽纸、棉榜纸、连四纸、本纸、呈文纸、油呈文纸、西纸、台连纸等,均各自有不同的用途。除油画多用白素绢笺外,内廷用纸大致可分为御笔书画用纸、写经用纸、书籍用纸、装裱用纸、工程用纸、画样用纸、包装用纸、日常用纸等。如御笔书画用纸有各色粉蜡笺纸、洒金纸、罗文纸、宣纸、仿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仿明仁殿纸、梅花玉版笺、澄心堂纸等。内廷特殊用纸,如“谕旨需用十二龙黄笺纸”“敕书应用独龙大香笺”。还有装饰贴落或糊墙用蜡花笺纸等。

(三)仿古精制纸品

乾隆时期仿古纸有多种,如仿晋侧理纸、仿宋金粟山藏经纸、有斑点藏经纸、无斑点藏经纸、仿澄心堂纸、仿明仁殿纸、仿梅花玉版笺、仿高丽纸等,均有传世纸品。如现藏仿明仁殿纸,纸面幅幅有“乾隆年仿明仁殿纸”戳记。乾隆《造办处活计档案》四十三年十月记载:“将杭州织造徴瑞,送到仿明仁殿笺纸五十张,有斑点藏经纸二百五十张,无斑点藏经纸二百五十张,宣纸一百二十四张,随做样纸一张,呈览,奉旨:仿明仁殿纸交宁寿宫、淳化轩,各十二张,懋勤殿十张。有斑点无斑点藏经纸,交宁寿宫、淳化轩,每样各交一百张。懋勤殿各五十张。其宣纸交热河五十张,宁寿宫、淳化轩,各十二张,其余三十四张,并做样纸一张,俱交懋勤殿。再传与徴瑞,此次做来藏经纸消薄,亦有道子,嗣后,抄做略厚些,不可有道子,每十张一卷,不必用纸衬垫,钦此。”记述了乾隆时期杭州织造徴瑞承办仿古纸的情况。

乾隆皇帝对御用纸张均有特殊要求。如仿澄心堂纸不局限于一种颜色和花纹,由最初的绿色、蓝色、粉红色三种发展为五种颜色,其中有染黄、绿、白、粉红、淡月白五色,纸面装饰花纹各异,如画金龙纹、画金折枝碎花纹、金钱菊花、流云福花纹等,均按内廷画样制作。纸幅均有“乾隆年仿澄心堂纸”印记,其印戳有牙刻或石刻之分,也是由内廷刻制。这些精制纸笺的仿制成功,体现了乾隆时期传统的造纸技术的发展和技艺的高超,在中国造纸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四、清代宫廷御用砚

清代宫廷御用砚品大部分是出于内廷“砚作”,还有一些御用铜匣暖砚的制作出自内廷“铜作”或“珐琅作”。也有一些砚品是交由地方按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年仿古各式澄泥砚,均交苏州承办制作。还有少量的来自地方官员的进贡。内廷砚品的制作一般是由如意馆画师画样,御览呈准后再由内廷的砚匠照样制作。每年内廷都有大量的砚品制作。除砚作外,还专门有匣作、木作、油漆作,随砚形配盒,一件砚品做好成型以后一般还要由“刻字作”刻字或镌刻御题诗文和年款等。 (一)内廷御用砚

清代内廷“砚作”制作的御用砚品,砚石材料多来自于地方开采和进贡。如康熙年间,始以松花石为砚,因石材产自吉林松花江流域,为满洲发祥地,即“龙兴之地”,深受清代帝王的青睐,各朝均承袭制作,并形成内廷定式,成为御笔朱批或为赏赐近臣用砚。

据清《养吉斋丛录》记载:“松花江石也称松花玉, 绀绿色,出混同江边抵石山,清圣祖时始创为砚,四朝以来,各有妙制珍藏,滑不拒墨,涩不滞笔,允为佳品。”嘉道以后,石料的开采时禁时开,内府石料匮乏。道光以后,曾下令各地减少例贡,内廷所制砚品很少。清代晚期,砚石的制作逐渐走向衰落。同治、光绪时期,砚石开采渐少,石质也少有佳品。其制作工艺日渐式微,终不及前朝。

内廷“砚作”还制作有大量的各式仿古石砚,其材质有端石、歙石、紫石砚等。如仿汉石渠阁瓦砚、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宋德寿殿犀纹砚六种砚式,分别成套制作,并镌刻御题诗文于砚及砚盒。每件砚品或配以嵌玉木盒,共装一紫檀木盒,极具宫廷特色。此外,还有相同的各式澄泥砚,是由内廷发样交苏州制作。

内廷御用暖砚的制作,一般出自内廷“铜作”或“珐琅作”,各朝均有各式暖砚的制作。如雍正三年(1725年)珐琅作记载:“着做珐琅圆形暖砚二方,用好端石做。”档案记载中的圆形珐琅暖砚均不见实物传世,现仅见有珐琅长方形或风字形暖砚,为内廷政务用砚。又如雍正十三年铜作记载:“传旨:做吉祥砚一方,下安水屉。”其中明确记载了用水温砚的暖砚形式。乾隆时期,承袭和发展了前朝暖砚形制,将水屉和炙炭火同时温砚,暖砚形制多样,有圆形、八角形、长方形、双联形等,并多次制作烧古铜暖砚。如乾隆二年十一月“珐琅作”记载:“珐琅暖砚一方,烧古暖砚一方,传旨:着照珐琅暖砚上花样足子,做铜烧古暖砚二方,再照铜烧古暖砚样,做烧砚十方,足子亦照珐琅暖砚上足子样式。钦此。”其中记述有烧古暖砚一次成做十余方。从中可知,御用暖砚均出自内廷制作。

(二)苏州澄泥砚的制作

澄泥砚,除内廷“砚作”制作外,还有一些是发往苏州按内廷式样制作,也有一些是照内廷“砚作”做好的蜡样、木样制作,其中所用澄泥原料也是由内廷发往苏州。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档案记载:“传旨:虎砚头项不好看,着拨蜡样呈览,准时向乾清宫要澄泥四块,发往苏州合做虎砚二方。钦此。……于二十九日照虎砚蜡样做得木样,并做样虎砚,随盒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着交苏州照样成做。其颜色务必与原样一样,得时不必刻字。钦此。”这应是一件澄泥虎伏砚的制作过程。乾隆晚期还曾有多次制作虎伏砚,分别陈设在内廷或香山、瀛台、行宫等各处。

澄泥砚自乾隆四十年开始大量制作,至乾隆晚期一直没有间断制作,且均交苏州照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四十四年档案记载:“澄泥砚二方,加用宜兴澄泥三成,烧造砚二方,其澄泥砚交苏州全德,将所传做之澄泥砚,俱照加宜兴澄泥三成之法烧造。”从中可知,澄泥砚的制作不仅有取汾河之泥,而且还有加用宜兴澄泥之法制砚。苏州制作完成的砚品,再交内廷懋勤殿拟字或专门刻字人镌刻诗文或款识。至今故宫博物院现藏砚品中,还有尚未题刻诗铭的各式澄泥砚。

(三)地方贡砚

除上述交由内廷“砚作”制作的澄泥砚外,地方也有少量的成品砚进贡内廷。特别是乾隆时期,地方进贡的澄泥仿古各式砚,均按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四十六年《宫中进单》记载:“山西按察使,臣袁守诚跪进,御制铭澄泥砚十八方三匣。”应为一套六方式仿古砚品三份。现今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也有署名“臣徵瑞恭进”款的仿古澄泥砚,其中有附黄纸签墨书:“发下澄泥砚六方,臣等公同阅看,系乾隆年间徵瑞仿古制造承进者,泥质尚细,陶范亦精,惟火气未退,骤难适用,谨奏。”此套徵瑞恭制的砚品,因当时不合用被放置一边,至今仍完好如初。由此可知,澄泥砚的制作,除内廷砚作制作外,还有山西、苏州等地制作进贡。至今仍有上千余件的各式仿古砚传世,再现了乾隆时期宫廷用砚的基本形式。

综上所述,清代宫廷御用文房用具数以万计,内廷殿宇、各处行宫等均有大量文具陈设。其制作来源广泛,除宫廷造办处制作外,苏州、杭州、徽州、江宁、两淮等处,均有承担着为宫廷制作的任务。特别是按宫廷的设计样式或要求制作,精益求精。也促进了地方手工业制作技术的发展。

至今故宫博物院藏文房用具约8万余件,大部分是清宫旧藏,特别是乾隆时期,根据皇帝的个人喜好制作有多种文房器具,除笔墨纸砚外,还制作有形式各异的辅助用具,如笔架、笔插、砚滴、水丞等,极具时代特点。乾隆皇帝更喜赋诗题咏,御题笔墨纸砚等文具多达数百首,并命内廷臣匠将御题诗文镌刻于墨品、砚品、砚屏、笔筒、笔洗、文具匣等,极具文化内涵和文人品位,呈现出宫廷独特的艺术风格。

(本文作者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本文图示实物均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