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下西洋的航线是出自哪位航海家之手？

我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太多著名的航海家，但是一代代的航海人却给后世留下了最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航海图。

南方的航海先行者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远不如北方航海的先行者那么幸运，徐福总算以“负面形象”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名”。所幸的是这些探海者没能留下任何名字，却留下中国航海史上引以为傲的航线，并被写入了《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史料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和“西洋”，派有国之使节交往的最早记载。南洋史地学家认为：日南在越南南部，都元国位于暹罗南部，邑卢没国或在暹罗境内，谌离似为缅甸的顿逊（典那沙冷），夫甘都卢或为蒲甘，黄支为印度的建志补罗——这就是汉代“下西洋”的航线。

大唐下西洋的航线

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遣使节朝贡开始，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外交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有39次之多。但大唐派往大食的使者却很少，尤其是从海路远航大食的国使更是不见于记载，但史书中却留下了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对下西洋的航线记载。

大唐与大食对地理学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大食“智慧宫”有一批学者专攻地理学。而大唐的地理学，完全是靠着运气，当官的人中，有人爱好地理，才为后世留下一点地理学遗产，比如大唐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即是贾耽“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的个人爱好结晶。

贾耽(公元730年-805年)的本业是做官，一生为官四十七年，其中居相位十三年，可谓大唐高官中的高官。为官其间，发挥兴趣所长，利用各种机会，结合政治、军事研究地理。从公元784年至公元801年，经过17年的充分准备，终于绘成名闻迩遐的《海内华夷图》，撰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献给朝廷。

他在表文中简要记述了绘图的目的及用途：“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师，东铭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条支(今伊朗、伊拉克境)；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乃大泽无涯，宾(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则悬度作险。或道里回远，或名号改移，古来通儒，罕遍详究。……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

《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地理学家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书名，全书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唐代由中国经交州、广州通西域、印度，远至巴格达的通路。

杨良瑶神道碑发现后，有人认为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写作时间为公元730年-805年，记录的应是当时杨良瑶下西洋的航路。其实，在杨良瑶之前，大唐和尚义净于唐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已完成了下西洋的往返航程，比785年从大食返回大唐的杨良瑶早了90年。所以，贾耽所记这条航路，应是唐人下西洋通行的海上航线。

贾耽所记航线及各段所需日程极为详细，这里只能概要说明：船从中国广州出发，过海南岛东南，沿南海的印度支那半岛东岸而行，过暹罗湾，顺马来半岛南下，至苏门答腊岛东南部，航抵爪哇岛。再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尼科巴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印度半岛西岸行，过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抵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再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又西北陆行到底格里斯河畔的阿拉伯帝国都城巴格达。如果继续西行，除陆上通往地中海外，还可由波斯湾再出霍尔木兹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经阿曼、也门至红海海口的曼德海峡，南下至东非沿海各港。

这是中世纪最长的海上贸易航线，是一条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更是一个阿拉伯帝国的跨大洋商圈，毕竟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船，要比中国下西洋的商船多得太多了。

唐代“下西洋”的航海图

《广州通海夷道》近似于一部航海日志，但大唐下西洋，有没有航海图，这还是个历史之谜。古代中国海图中，唐代是一片空白，没留下一寸海图。但古代文献中，却留有关于“唐代世界地图”的记载，其中为后人摩写最多的范本即是贾耽的《海内华夷图》。

史载，贾耽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至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经过17年的充分准备，绘成名传后世的《海内华夷图》。此图后来消失了，但宋代的《华夷图》中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此图刻于宋伪齐阜昌七年(1136)，但图上还刻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它的出处：“其四方番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文者载之，又参考传记以叙其盛衰本末。”这段重要的文字告诉我们《华夷图》是以唐代贾耽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的《海内华夷图》为基础经过选择后，重新编绘刻石的。所以，它是唐宋两代地图的混合体。

《华夷图》此图周边的文字记载了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其中包括安息、波斯、大食、大秦国和条支国。以海洋地图而论，图左下角的这一部分是华夷图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里看似简单的几道弯，记录了唐宋两代“下西洋”的实践与认知：第一个弯：注记有“驩（音：欢）”，驩州，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置，辖境相当今越南中部的河静省和义安省南部。宋人制图仍沿用隋唐之名，并记有“宋自开宝以来交趾修贡”。第二个弯：注记有“真腊”，即今柬埔寨。第三个弯：没有注记，应是向前伸展的马来半岛，但没有绘出来，缩回来的这一弯，可能是今天的缅甸。第四个弯：注记“五天竺汉之身毒”，即今之印度。虽然没有绘出印度半岛之形，但右侧绘出了向东流入孟加拉湾的恒河；左侧绘有向南流入阿拉伯海的印度河。第五个弯是大大的半岛，这里没有注记。按地理位置推想，应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与伊朗，但这个图形很不准确。第六个弯是个明显的半岛，这里没有注记，但从半岛形状看应为阿拉伯半岛，左边是红海，右边是波斯湾。这个半岛图形在中世纪之初，在阿拉伯多种地图上已有固定的描绘。

《华夷图》的左下角这部分，可谓大唐“下西洋”的海岸线地图。在中世纪，对于中国阿拉伯半岛的描绘是少见的，对于阿拉伯中南半岛正是此时海图中所缺失的，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早描绘这一地区的海岸图。

从阿拉伯来的大食商船

唐代的广州是南洋与印度洋蕃商来华停泊的第一站，自然成为中外贸易的核心港口，每日总有十几艘蕃舶入港贸易。因而有了“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之说。大唐朝廷也正是看准了这一海上漂来的巨大财富，在此设立了市舶使。据《唐会要》载，唐开元二年(714年)，广州已设有市舶使“岭南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这是史料中，关于朝廷管理港口贸易机构市舶使的最早记载。此中的“岭南”是唐代十道之一的地名，它的管辖范围约为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和越南北部；开元时，岭南道治就在广州。它表明唐朝廷已将海上贸易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唐朝廷积极推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广府”(khanfu)由此闻名海外，不仅是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口，而且是世界东方的大港和国际城市。今天所说“海上丝绸之路”，在此时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也是阿拉伯帝国的强胜期，波斯甚至整个西亚尽在阿拉伯人掌控之中，阿拉伯或大食与大唐的海上贸易，当时有多么兴旺，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

如果说东西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融合，大唐是最具经典意义的黄金时期。

13世纪阿拉伯船。

华夷图墨线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