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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天国运动声势十分浩大,为何最后却失败了?

2024-07-14

  1645年4月,吴三桂联合睿亲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击败李自成,而后挥师入关,并打着“为明复仇”之旗帜追杀农民军。当李自成大军基本被消灭后,清朝露出了真面目,多尔衮立刻派多铎挥兵南下剿灭南明弘光政权,最后则征讨西南,统一全国。清兵此次入关,先是打着“为明复仇”之旗号,争取士大夫拥戴与支持,后则将枪口对准南明弘光政权,背信弃义,露出野心。统一全国过程中,因“剃发令”等极端政策激起反抗,清军便大肆屠杀,制造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非人道事件,几百万民众死于屠刀之下,实乃惨绝人寰。为此,江南地区到处掀起反清斗争,并打着“反清复明”之旗帜作战,这在天地会中尤为明显。

  1851年1月11月,38岁生日这天,洪秀全在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号召大伙起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共创人间“天国”,广大贫苦群众云集响应,太平军声势十分浩大。大军进入湖南后,洪秀全连续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妖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檄文,痛斥清朝剃发易服之罪恶,赞美史可法、瞿式耜、张煌言等誓死不屈之民族气节,号召广大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统治,恢复中华。

  《奉天讨胡妖檄布四方谕》中写到:“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中夏,妖座之设,野狐升据;蛇窝之内,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窟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吓诈,甚至庸恶陋劣,贪图蝇头,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对满清进行痛斥,抨击。紧接着便号召人民:“同心戮力,扫荡胡尘”,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我衣冠。

  可以说,洪秀全是打着民族主义之旗帜作战,号召中原汉人起来反抗满清王朝统治,应该说是抓住了满清之命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所谓儒学经世派人物,他们是汉族精英之代表,按理说应该起来响应,或者是保持善意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但是,这些汉族精英却拥戴暮日西山的满清王朝,率领麾下“湘军”、“淮军”、“楚军”等击杀太平天国,为大清续命近50年。曾国藩从衡阳移师长沙时,发布一份公告,痛斥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号召汉族士大夫起来剿灭太平天国,公然站在清政府一边。

  可以说,曾国藩等汉族精英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非常痛恨,不说拥戴,就连中立都不行,这是为何呢?对于这问题,也许很多人会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一个邪恶政权,拜上帝教是邪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势必遭到知识分子反对。其中之理由则引用曾国藩《讨粤匪檄》中之内容,“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此外,还举出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男女分营”制度,大谈其弊端。

  不得不说,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有某些过激行为,不过很快就得到纠正,往比较正常的轨道发展。例如,定都天京后,因为群众意见比较大,“男女分营”制度很快被取消;儒家经典、古典书籍、道观、寺庙等传统文化之象征在杨秀清玩“天父下凡”后,太平天国也采取保护政策,并未出现大规模删改或者毁坏之现象;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在石达开“安庆易制”后,也恢复正常经营。此外,太平天国控制区域商贸发达,四方商旅云集,这是满清统治区所少有的。试想,若是太平天国真的破坏一切,它怎能在江南这种经济繁华之地坚持11年之久,且底层群众还相当拥戴呢?所以,曾国藩等汉族精英起来反对太平天国,并且与之斗到底,最终剿灭之,应该另有深层次原因。归结起来,主要两点。

  首先、太平天国触犯了他们利益,尤其是“均平”思想为这些汉族精英所不能容忍,毕竟他们是现实社会既得利益者

  作为地主阶级代表,曾国藩等汉族精英自然要维护他们在社会上既得之政治、经济利益,就如同清军入关之初,汉族士大夫纷纷倒戈,向南明政权开刀,其中之原因就在于大清给了他们利益,而起来反抗清朝的“义军”在他们眼里就是造反,就是侵犯自己利益之人。《讨粤匪檄》中有两个地方很值得主意,其一是说:“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粤匪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说的是此种“平等”乃是违背伦理纲常,中国民众本应该分等级,应该尊卑有别。其二则说:“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说的此种“均平”做法乃是破坏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对地主财产之侵犯。可以说,曾国藩对太平天国搞“平等”、“均平”之政治、经济政策是相当不满,这触犯了他所代表阶级之利益。

  再者,太平天国胜利希望渺茫,汉族精英不舍得投资,必然继续拥戴清朝

  俗话说:“时穷节乃见”,说的是汉族士大夫在王朝危难之际才能体现出自己正真的“节操”。不过,绝大多数汉族士大夫的“节操”还真不怎样,平时大谈孔孟之道、忠君爱国,高唱“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种高大上之道德情操,一旦遇到危难则立马变节。就拿清朝入关来说,面对多尔衮抛弃“为明复仇”之旗帜,以及推行“剃发令”,高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汉族士大夫非但没起来捍卫“孔孟之道”,反而站在清朝一方镇压江南义军,此时不知他们心中的“孔孟之道”去了何处。被称为“卫道士”的钱谦益等儒学大师,假装投水自尽后,直接投到满清怀抱,“节操”碎一地。此外,洪承畴、吴三桂等汉族士大夫竭尽全力击杀永历政权,扼杀了明朝复兴之最后希望。

  这些高唱“孔孟之道”的所谓儒家精英,关键时刻为何就没节操了呢?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正在快速崛起,能够给他们带来足够之利益,他们在新集团中能够继续维护自身地位。就这一点来说,太平天国给不了他们,因为这个政权能取得最终胜利之希望太渺茫了。“天京事变”后,理性派东王杨秀清死于非命,翼王石达开率部离开天京单干,太平天国朝政大权落入以洪秀全为首的空想派之手,满朝乌烟瘴气,难以有所作为,太平天国失败已定。试想,若是“天京事变”没有爆发,杨秀清等人先集中力量消灭已经陷入绝境的湘军,而后再挥师北伐中原,驱逐鞑虏,赶跑咸丰。此时,太平天国胜券在握,汉族精英们怎会不拥戴呢?说不定还会纷纷主动前来投靠,唯恐来迟一步,蛋糕被他人抢去了,就如同清军入关时汉族士大夫纷纷改换门庭一样,场面必定很火爆。

  综上所述,洪秀全打着“驱逐鞑虏”之旗号起义,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精英却站在清朝一边,捍卫“孔孟之道”只是块遮羞布。真正原因是,太平天国不但触犯了他们既得之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还看不到胜利之希望,汉族精英们就只好继续拥戴满清王朝了。各位说说,是不是这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