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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功狗”——傅斯年

2022-05-19

作者:曹豆豆

“功狗”一说的来历

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民国时期一位极有个性的文化名人。傅斯年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主持了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他是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知识分子,曾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赶下台……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性格。傅斯年天性热情直率、敢言好斗,因此获得“傅老虎”、“傅大炮”的外号,甚至有人管他叫“蟋蟀”,因为他“被人一引就鼓动起翅膀来”(罗家伦语)。但本文标题中“北大的功狗”这样的称谓,恐怕比较少见。

“功狗”一词源自汉高祖刘邦。汉朝开国之初,刘邦论功行赏,大封功臣,萧何位最高,众臣不服,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见《史记·萧相国世家》)。此后便将有功之臣喻为“功狗”。“北大的功狗”一语出自蒋梦麟,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逝后,蒋梦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悼文《忆孟真》,其中写道:

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盂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蒋梦麟是“老北大人”了,他在北大工作20余年,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正式担任校长,前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史上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人。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里,蒋梦麟殚精竭虑,于乱世中维持着北大的发展。蒋梦麟和傅斯年是多年老友,二人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交往,傅斯年更是蒋任北大校长期间的主要“参谋”。只有像蒋梦麟这样对北大有深厚感情,对蔡、胡、傅都有深刻了解的人,才能对他们几个人的贡献作出这样既有深度又不失幽默风趣的评价。

而傅斯年本人,对于来自老朋友的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评价,也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或许还会颇感得意。这一方面是由于二人交好,讲话一向直来直去,开得起玩笑;另一方面还因为傅斯年本身性格就是酣畅淋漓、不拘小节的,假若换成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先生或少先生,对于这样的“大不敬”,恐怕就会十分不悦了。

虽然蒋梦麟说的是玩笑话,但是话说回来,“北大的功狗”这个头衔于傅斯年却十分恰当。傅斯年与北京大学的渊源颇深,他是老北大毕业生,其一生皆与大学结缘。从 1929年到1948年,基本上一直兼任北大教授,曾辅佐蒋梦麟为北大中兴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他代理北大校长虽只一年,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关系着北大的前途命运。相对于蔡元培和胡适,蒋梦麟和傅斯年的特点是长于事功,“功狗”一说,正是对他们办事能力和成绩的肯定。

傅斯年如何成为“北大的功狗”的?这还得从他上学时说起。

二、北大才子,“五四”旗手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1岁时就已通读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1913年夏,17岁的傅斯年从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与沈雁冰、顾颉刚等人是同学。当时的北大尚未经过蔡元培的改造,仍是一所尊孔读经的旧式学堂,所以傅斯年3年预科的学习主要似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为主。

胡适对傅斯年的才华有过这样的评价:“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人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对这位得意门生兼挚友,胡适的话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感情色彩,但也足见他对傅斯年的推许和肯定。还有一个更为惊世的评价,当年在北大同学中,来自山东的傅斯年被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

对于傅斯年的学识,和他一起读北大预科的同学子水有这样记述:

傅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可以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便很可观了。记得民国三年的时候,他对笔者说道:“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什么学问都在第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那时候的傅先生,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笔者听了这句话,虽然没有十分赞同他的意旨,但很惊奇他读书的广博,识见的高超。到了民国五年的秋天,他由大学预科毕业而进入中国文学系的时候,于中国文史各科,至少可以说是“升堂矣”了。

这段话被许多研究傅斯年的文章所引用,不过没有人真的在乎年轻的傅斯年所说的“张皋文学问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到底是什么含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十七八岁的傅斯年已在同学之中有了不小的名气和威望,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当时北大的几位国学大师,如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非常赏识他,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希望他成为太炎学派的衣钵传人。当时,傅斯年也十分崇信章太炎,入本科不久,便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这时的傅斯年,身穿大袍褂,手持大葵扇,一副胖胖的儒生模样,少年意气,恃才傲物,常常在课堂上向老师发难,而且能指出老师讲课中的错误。

然而国学大师们的赏识与栽培,没能抵过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魅力。正当傅斯年锐意于章氏之学的时候,胡适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春雷惊梦般的巨大震动。这位太炎学派的追随者,竟一变成为新文化的倡导者,这其中既有胡适对他的引导,也是和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从这次“学术转型”可以看出傅斯年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从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

胡适与傅斯年一生交往甚密,正是他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了新文化运动。胡适长傅斯年5岁,1917年从美国学成回国。1917年,对北大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下,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领军人物成为北大教授,胡适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年仅27岁的北大教授,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大胆地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宜主讲起。胡适的这种讲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有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想把他赶走。与傅斯年同一宿舍的顾颉附极力鼓动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看是不是应该把他赶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对胡适作出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在同学中的威信,经其这么一说,这场将起而未起的风波竟平息下去,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而胡适是在若干年之后才知道在他刚到北大的时候,傅斯年暗中做了他的“保驾人”。

傅斯年因听课而对胡适非常信服,由此开始了他们 30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傅斯年一生都服膺胡适,既是他的门下高足,也是他的知心朋友。有人认为作为五四时代的人物,论见解智慧,傅斯年是超过胡适的,若说傅是胡的弟子,则是青出于蓝了。这也是一家之言。但傅斯年对胡适的服膺和友情,是人所共知的。胡适“誉满天下,滂亦随之”,有人攻击他,傅斯年便挺身而出替他辩护。傅斯年认为只有自己才理解胡适,尝言:“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流派纷呈,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给莘莘学子提供了学习、比较、鉴别和选择的空间。在新旧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傅斯年不盲从、不迷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毅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在当时的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换言之就是很多人是因为国学底子不行才去搞新文学的。而傅斯年的国学功底非常好,他本可以沿着国学的路走下去,继续太炎学派的衣钵,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而他偏不。与傅斯年相交34年的好友罗家伦说:“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冲出章氏樊篱”的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因而对国学的弊病也看得更清楚,真正理解提倡白话文、进行文化革命对于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意义,接连撰写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

抱着为新文化而奋斗的热忱,傅斯年和几位北大同学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了《新潮》月刊。《新潮》是北大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并得到了北大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它的宗旨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傅斯年是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新潮》的主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仅1919年这一年他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和新诗就有43篇(首)之多。

《新潮》完全用白话文写作,大部分文章出自大学生之手,所以它一经问世,即深受新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新潮》第一卷第一期,再版3次,销售到1.3万多册,其后的销售量也常在1.5万册左右,可见其影响之巨。《新潮》出版时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并且以更加激进的姿态与《新青年》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青年傅斯午风头最劲的时候,还是在“五四”游行的队伍里。1919年初,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在会上,列强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反而宣布将德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而中国代表竟然同意在这种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沸腾。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1000多人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集会,北京的12所高、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应邀前来参加。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救国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会上公推代表20名,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学生代表之一。

游行当天,傅斯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为北大集会时主席、游行示威总领队。他肩扛大旗率领学生天安门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迸发,准备抗议示威,但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军警阻拦。游行队伍派代表向各国公使馆递交了声明书,这时队伍中即有人高呼:“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的家去!”傅斯年曾劝说同学不要激动,但他已无法控制当时愤怒的情势,于是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是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一天。

运动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有一人因意见不同而与傅斯年发生言浯冲突乃至动武互殴,傅斯年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参与学生会工作。最后推选出段锡朋主持工作,傅斯年从此退出五四运动,但他的爱国之心使他无法全然置身事外,还是全力支持段锡朋的工作,对运动加以关注。关于他退出的内幕,蒋梦麟在《忆孟真》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我识孟真远在一九一九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

虽然傅斯年没有完整地参加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但是他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套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鲁迅在北大校庆27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观北大》。他认为北大有两条优良的“校格”,即“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这两点,道出了北大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精神。

百年来,人们颂扬北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蔡元培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在当时北大校园里形形色色的教授学生当中,被后人所记取、所称颂的,不是守着陈词滥调、做着复辟迷梦的封建遗老遗少,而是那些勇于开创新文化、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努力的文化斗士。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运动。这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载人20世纪中国历史的救亡运动,直至今日依然有深刻的意义,成为了北大精神的象征。体现着北大“校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与傅斯年的名字紧密相连;作为这两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傅斯年的功劳和贡献,不可谓不大。

三、教授翘楚,抗日先锋

从北大毕业以后,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在欧洲游学7年,所学涉猎极广。1919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治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学科亦无所不学,无所不涉。傅斯年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在他心目中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而且通过自然科学不但可以学到“可靠的知识”,也可以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因此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精神有很深的领悟,再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遂成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为他日后重构历史学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下,到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担任所长一职直到他逝世为止,长达22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办、成立和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经过9次大的搬迁。然而在动荡的年代里,傅斯年和史语所同仁们取得的学术成就却令世人瞩目。傅斯年聘请到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流的学者,开“集团研究”之先河,组织了安阳殷墟发掘、明清档案整理、各地方言调查等大量研究工作,并且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以科学史学著称的“史料学派”,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树立了不朽丰碑。

1929年春,史语所从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在主持研究所日常事务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在北大任课。身为老北大毕业生,傅斯年一直心系北大,关心北大的发展,他的一言一行对北大师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同时,作为北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傅斯年大气磅礴、出言无忌的处世风格和满腔热血、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为北大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树立了光辉的形象。他的人格情操,在国难危急之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态度。他首先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并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文章,宣传抗日,讨奸御寇,挽救民族危亡。同年,他的《东北史纲》出版,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以史为证,证明东北属于中国,以驳斥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

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平津危急,北大教授马衡等发起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的运动,傅斯年力阻无效后,上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表示反对,喟然曰:“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1933年,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表反对。当他得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赞成华北停战时,大怒,当即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即使对自己的恩师挚友,也不能有一点儿含糊,可见傅斯年的爱国热忱和他“对事不对人”的态度。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亲日分子、冀察政务委员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座谈,实际是为日本招降,企图劝说就范。傅斯年挺身而起,当面陈词,大骂萧为汉奸,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在亲日派横行、日本特务活动猖獗的北平,傅斯年这种舍生取义、伸张正气的精神,使得当时混沌惶惑的空气为之一变。

1931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再次走上街游行并成为学潮中坚。运动中,北大教授在慷慨激昂气氛中举行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作二—卜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日本人及亲日汉奸对傅斯年因之愈发忌恨。傅斯年虽处险境,抗日爱国的热忱丝毫不减。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傅斯年在他夫人怀孕时,曾对罗家伦说,如果生了男孩,就叫他“仁轨”。罗家伦未解其意,傅斯年说罗枉学历史,竟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1935年9月,傅夫人生一男,即命名仁轨。

直到七七事变前,傅斯年一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危城讲学,大义凛然,不改英雄本色。同时和胡适一起,协助蒋梦麟处理校务,在筹款和聘请教授上,为北大中兴做出了贡献。七七事变后,北方儿所大学奉教育部命令南迁。傅斯年向教育部建议,将其中最主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一所联合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这就是后来迁至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傅斯年一直在西南联大兼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近乎逃难的日子里,不遗余力地保存学术,维系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傅斯年的“炮口”不仅对着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汉奸,还指向国内腐败不堪的贪官污吏。体胖的傅斯年曾说自己“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此话并非虚言,他的“伟大的动量”压倒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两家——孔祥熙和宋子文。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勇士的果敢,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

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时,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孔下台后,傅斯年曾对新上来的宋子文寄予希望,但很快发现了问题。于是他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有的报纸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的标题。文章发表半个月后,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傅斯年有力量的声音,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四、勇担重任,气节为先

抗战胜利后,北大校长蒋梦麟离校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政府想让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一职。傅斯年没有答应,他认为只有胡适才适合担任北大校长。他致信蒋介石,力陈自己不能胜任校长,极力推荐胡适。1945年9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因胡适当时在美未归,故在其归国以前,由傅斯年暂代,负责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复校的任务。

傅斯年不愿做校长,却当了一年的代理校长,这里面也有故事。前文已述,傅斯年认为“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认为胡适“性善”,难以应对北大复校这样棘手的工作,“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更不用说应对那些在日伪控制下的伪北大工作的教职人员了。所谓伪北大,是北京大学南迁后,日伪在北大旧址上建立的伪“国立北京大学”,它打着北大的旗号,实行日伪奴化教育,实则与北大毫无干系。傅斯年为了北大的名节和长抬久安,也为了给胡适日盾掌校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排除二切干扰,“打平天下”,辞退一切伪北大教职人员,致力于恢复北大的优良传统。

北大复校谈何容易,首先就有两大困难必须克服。第一个困难是办理迁校复员。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各大学迂回原校。联合时不容易,分离时亦不简单?数千教员学生以及校产的长途迁移,其困难可想而知,傅斯年为此费了不少心思。

第二个困难就是处理伪教人员。为了彻底根除日伪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影响,保持北大的纯洁和爱国主义传统,傅斯年以“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的坚定态度,对伪北大的教职人员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为此,他两次发表声明说:“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为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当时北平报纸评论傅斯年对伪教人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这一形容恰好说明了他的人格和气节。

在这种政策态度下,尽管一些伪教职员多方活动,千方百计纠缠,但最终无一人被北大留用,其中也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如钱稻荪、周作人、容庚等。傅斯年“为北大保持一个干净的记录”的想法终于实现了。

傅斯年对伪教职员一律摒弃,但是对伪北大的学生却是另一种态度。他认为青年学生是无辜的,他们是在日伪政权下迫不得已接受奴化教育的。他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伪北大各院系的学生经过补习班的学习,再进行期终考试,及格者进入恢复后的北大及北平等大学继续学习。

排除了伪北大教职员的不良影响,傅斯年凭借自己的声望为北大聘请到一批知名教授,充实了北大的师资。在校址和校产方面,他积极奔走,多方运作,除接收北大原址和、校产外,还争取到了改建后的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拱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处,这样使北大复原后的师生以及接收的伪北大学生得以全部安置。以前北京大学只有文理法三院,伪北大学生并人后,扩展为文、理、法、工、农、医六学院,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文科研究所,成为一所师资雄厚、门类齐全、院系、规范的综合性大学。“凡此种种均非如傅斯年之具有伟大魄力者莫办。” (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

傅斯年在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重建抗战后的北京大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崇高的教育理想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也为其日后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埋下了伏笔。

1948年,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他精心筹划、锐意革新,把一个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这是他教育生涯的顶峰,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繁重的校务工作使傅斯年久病的身体不堪重负,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时,因脑溢血猝逝于会场。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五、为人但有真性情

但凡有些个性的人,加上又是社会名人,很难被人一致看好,难免会褒贬不一。正如胡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傅斯年一贯出言无忌,自然更是毁誉参半。在政治立场上,傅斯年是坚持反共抗俄的,他是现代反共产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也是一直以来他被大陆学界所刻意忽略的原因之一。傅斯年对蒋氏忠贞’不二,自始至终追随国民党政府,但他绝非阿谀奉承之徒,苟且偷安之辈。傅斯年说过,“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而傅斯年在史学界、文化界、教育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不能因其具体的政治立场而抹杀。

为人但有真性情。这位时代的传奇人物,无愧于“北大的功狗”之名,而我们在今天重温他的事迹、思想和人格魅力,仍会被深深地打动,并激发出做一个正直的人的勇气。